腾越九六起义

　　公元1911年这个中国农历辛亥年，是辛亥革命爆发、蔓延、发展和取得不断胜利的年份。辛亥革命的火焰也必然地燃烧到了云南，在云南大地形成燎原之势，让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在熊熊烈焰中灰飞烟灭，让云南走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共和时代。

　　在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也就是公元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仅仅17天的辛亥九月初六日，也就是公元1911年10月27日，腾越（现在的腾冲）就爆发了辛亥革命腾越起义并取得成功，不仅推翻了清王朝对云南腾越的统治，而且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和同盟会的预决建立了云南、乃至西南地区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滇西军都督府，完成了腾越地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性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腾越起义成为了云南辛亥革命的先锋，成为了云南辛亥革命的号角，成为了宣示云南辛亥革命胜利的第一声枪响。辛亥革命腾越起义的成功，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云南辛亥革命的进程，为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了首功。有力地声援和促进了全国的辛亥革命，成为了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腾越起义因此在中国近代史和云南近代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光辉，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云南的腾越，是孙中山先生多年帷幄运筹，同盟会仰光总机关经年成功培植的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张文光、刀安仁、刘辅国等同盟会会员发动的腾越起义，是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领导和发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腾越起义就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同盟会仰光总机关直接指挥和帮助下，精心筹划、尽善准备、清醒判断、长远规划和果断实施、一击成功的武装革命范例。辛亥革命腾越起义因为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性和鲜明的推翻清王朝的目的性，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融汇的民族性和极具号召力的民主性。聚集起了众多的学生、士兵和农民等有觉悟的民众，联合起了反腐朽谋生存的边疆各族人民，得到了缅甸华侨和东南亚华侨的全力支持，除了道义和舆论的支持外，海外华侨为了辛亥革命腾越起义能够取得胜利募集了八万银元的巨额革命经费。

　　辛亥革命腾越起义似乎只用了短短的三个小时就取得了成功。其实，腾越起义的准备早在1905年就开始了。这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方略》革命军事路线和策略密切相关。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立的最初几年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要比长江流域的条件好很多。所以，同盟会是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粤、桂、滇边境。

　　云南革命党人开展武装起义活动比较早，曾一度被同盟会选作首先发难之地。同盟会在云南先后创办《云南》、《云南日报》、《云南公报》、《星期报》、《云南旬报》、《滇锋》、《滇话报》等刊物鼓吹革命，唤醒民众。还陆续在全省各地建立公学会、滇学会、誓死会、体育会、兴汉会、同学会、自治同志会、敢死会、保界会、文明演说会、死绝会等十余个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来发动群众，为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做政治和舆论准备。

　　早在1906年同盟会的云南籍骨干成员杨振鸿就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到云南组建同盟会三迤总会。杨振鸿利用调任滇西西防巡防军管带之机，在腾越创建了同盟会腾越支部，发展了腾越、干崖（现在的盈江）、永昌（现在的保山）等地的数百人入盟，逐步形成了滇西地区的革命力量。1907年杨振鸿在缅甸仰光与胡汉民等人组建了同盟会仰光分会，指导、协调和支持滇西的武装起义准备。同年5月，杨振鸿一行在新加坡觐见孙中山，拟定了“滇西革命以腾（冲）、永（昌）人手”的策略，并带回孙中山先生撰写的《革命方略》。随之中国同盟会仰光分会决定，把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干崖作为滇西起义的前线指挥点，建立同盟会干崖支部。并于1908年12月1日发动了永昌武装起义。永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腾越起义奠定了基础。

　　永昌起义失败后，刀安仁和张文光、刘辅国共同担负起了继续筹备滇西武装起义的责任。刀安仁安排好永昌起义的善后事宜，于1910年春再次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汇报滇西起义失败和兴办实业受挫等情况，孙中山勉励刀安仁继续筹备滇西起义，并向刀安仁说明只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

　　1910年7月刀安仁从日本经缅甸回干崖。刀安仁在缅甸仰光向具体筹划滇西武装起义的黄兴汇报了滇西起义的筹备情况、细致研究和讨论了滇西起义的一应事宜，对发动滇西武装起义做了统一规划和具体部署，并对发动滇西武装起义寄予极大地期望。意外的是，缅甸国内形势突然发生变化，阻断了交通，革命党人在海外筹集和购买的武器，难以从缅甸运入境内。缅甸形势的恶化迫使黄兴不得不从交通实际和全局出发，转而筹划发动广州起义。

　　刀安仁与张文光、刘辅国则继续按照原定的计划，在腾越加紧发动腾越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适时成立了领导腾越武装起义的核心小组，由刀安仁任组长，张文光任副组长，刘辅国任联系员。刀安仁、张文光和刘辅国还在腾越创建了同盟会外围组织——自治同志会（又称自治青年会），发展革命志士入会，形成腾越武装起义的骨干队伍。同时积极联系昆明的同盟会同志协同行动。

　　此前，同盟会负责发动云南武装起义的黄毓英、杜韩浦、马骧、吴品芳等人已经来过干崖和腾越，与刀安仁、张文光和刘辅国会商发动武装起义的事宜，协定了腾省互应秘约，约定黄毓英等率先在省城发难，则滇西立即响应；如果腾越首先发难，昆明则立即发难响应，做到腾省互应。使昆明、腾冲、干崖、缅甸的革命党人联成一线，互通革命声息，形成了云南省互为犄角的武装起义格局。约定后，黄毓英、杜韩浦、马骧、吴品芳等人返回昆明，积极筹备昆明起义事宜，伺机起事。

　　1911年4月27日，黄兴发动广州起义，张文光等人根据孙中山的《革命方略》精神，决定在腾越发动武装起义以响应广州起义。临发动前，消息走漏，清政府密令抓捕张文光。张文光逃匿干崖土司署，与刀安仁、刘辅国商议滇西起义事宜，初步确定起义时间为9月初。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仰光总机关又重新将工作重点确定为策动和组织滇西起义。张文光、刀安仁和刘辅国按照同盟会仰光总机关的意见，制定了发动起义的具体计划，并得到同盟会仰光总机关的认可。农历八月仰光分会同意滇西起义计划，并派专人将指导腾越武装起义的《革命方略》和有着授权以及任命意义的滇西军政府印信送到干崖交给刀安仁。有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直接领导和支持，筹备已久的滇西武装起义箭在弦上，蓄势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