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独立(2)

　　革命党人以山东各界联合会名义将独立情况报告上海军政府，山东独立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随后，济南部分青年学生举行大游行，以“山东独立”大旗为先导。游行队伍行进到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时，举行了群众集会。学生代表向广大市民演讲了山东独立的意义，整个会场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当日，济南各校学生大半剪去发辫，为了动员剪辫子，一些学生和军政人员还走上济南街头，高唱《剪辫子歌》：“我同胞，梳辫子，何时起?自从清军进中原，发辫起。叹二百六十年，做奴隶!你看那庙宇里一班神，自关帝、包公、岳王一班神，问谁人编发辫拖背后?况到今，全地球五大洲，有哪一国编发辫拖背后?愿同胞，急剪辫子去，勿再留!”

　　独立前夜的济南情势，确如孙宝琦8日急电袁世凯所说：“此间军界、学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力为维持，恐难遏抑。”

　　“譬之开店，换一招牌而已”

　　山东独立后两天，袁世凯入京组阁，当上了总理大臣。山东位置重要，但却发生了北方诸省中少有的独立。上台伊始，袁世凯便电令各省督抚，“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处心积虑地扼杀山东独立于摇篮中。

　　而孙宝琦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向革命党人提出了揽权自重的要求，人财物权皆系一身，革命党人居然爽快答应了。

　　身为都督的孙宝琦在独立后，一直态度暧昧，仍循旧例在珍珠泉巡抚院署召开司道会议。这个在十年前救过孙中山的洋务派，寄公函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和“宣统三年”的年号。11月17日，他发电给青岛税务司时，索性赤裸裸地宣称：山东独立“譬之开店，换一招牌而已”。实际上，孙在独立前与独立后，均向清廷内阁发出急电，力呈自己不得已独立的苦衷，表明将见机行事，搞一个假独立的骗局，蒙混过关。正如有人戏谑的那样：孙宝琦实际上是“奉旨革命”。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独立取消的关键因素还在新军，特别是袁世凯派亲信向革命的最主要支持力量第五镇进行了分化，致使第五镇内讧，终至倒戈。

　　在暗中忙活了十天后，11月24日，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在济南出笼，它“以军事枢纽，即以军界为总机关”，标榜的宗旨是“维持大局”、“保卫公安”，实际上是破坏独立。第五镇及巡防营反动军官均参加了这一组织。“全体维持会”在济南山西会馆召集会议时，标统吴鼎元下令第五镇反独立官兵将大炮架起来，分别对着都督府和联合会驻所，意在逼孙宝琦取消独立。对此，孙宝琦求之不得，当场表示同意取消独立，并宣布改都督为巡抚，恢复旧制。

　　运动轰然而起，倏然而逝，维持了11天的山东独立，便宣告结束。山东独立取消，全国哗然，革命党人无比义愤，浙江新军致电孙宝琦，声明“知宝琦取消独立事，乡人大愤，议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由老朽的胡建枢接任山东巡抚。

　　“后独立时期”：两政权并立

　　独立取消后，山东出现了一省两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是由清廷任命的胡建枢、张广建先后为巡抚的济南山东巡抚衙门；另一个是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以胡瑛为都督、以张学济为参谋长的烟台革命军政府，即山东军政府。

　　张广建是袁世凯的得力爪牙，他署理山东巡抚后，独立取消当天，他就发兵围困学校，遣散了学生军；12日，他又派兵袭击了革命党人准备武装起义的地点“宜春轩”等地，逮捕了革命党10余人，枪杀了1人。任山东巡抚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势力，迫害革命群众。上任第二天，即查封了齐鲁报馆，占据高等学堂，还专设“斩决处”，扬言“民军有敢死队，余则有敢杀队”，疯狂镇压革命群众。

　　山东独立受挫后，革命党人吸取教训，决心以武装斗争光复山东，夺取革命的真正胜利。此时徐镜心居济南县东巷书楼，将去上海找孙中山先生另谋起义。丁惟汾、张彦臣等置酒饯别。镜心歌易水送别曲，志气激昂，座中均唏嘘叹息，至为悲壮。其后，丁惟汾、陈干、吕子人等也秘密从青岛去上海与沪督革命党人陈其美等联络，请求支援烟台等地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武装起义。

　　其实，早在济南宣布山东独立的前一天，号称“十八豪杰”的革命党李凤梧等人即以几条枪，以布裹苹果充炸弹，兵不血刃地光复了烟台，在蓬勃革命形势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神话。光复后的烟台，军政大权被王传炯掌控，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并暗中与袁世凯联络，烟台革命形势严峻。

　　鉴于济南与烟台革命果实均被旧官僚所窃取，至此，革命党人已清晰认识到，“党人必得兵权，乃能再起”。他们或南下，联络南方民军，请教斗争方略；或奔走于山东各地，在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下，仍然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相继发动了登州(蓬莱)、黄县、文登、荣成、青州、即墨、高密、诸城等地的起义，促成了烟台山东军政府的建立，最终形成了与济南山东巡抚衙门对峙的局面。

　　山东大学王德刚教授认为，山东独立的取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导致。在革命力量上，革命党人过多依赖于立宪派，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权组织上不够成熟；此外，革命党人顾忌洋人对革命的态度，打心里不愿让洋人将革命党与义和团划上等号，所以不敢放手发动底层民众，革命具有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