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会与同盟会

　　刘静庵领导着日知会，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苦踏实的道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扎扎实实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日知会阅报室在成立的缘起中叙述了越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战而胜强吴的典故，法国臣民自普法战争失败后“各怀愤心，发奋图强，终至富于欧洲”，以及日俄因革故鼎新推动朝廷预备立宪活动等，虽然早期刘静庵并没有加入，想必在他加入日知会后也十分赞同启示中所表达的内容，而且他领导的日知会也主张摒弃盲目暴动，认真积累力量，有朝一日一举成功的长远打算。事实上，从日知会建立起到辛亥革命，不足十年的功夫，武昌革命党人就创首义之功。

　　正是这种踏实奋进的精神导致日知会会务发达，一日千里，势力所及，无不倾倒。

　　汉川人梁耀汉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活动家，1905年从日本归国后，毫不吝惜家中资财，藉以广结志士，在武昌军学界极为活跃，并成立群学社。不久，为扩张影响，他开办明新公学。在扩大组织的过程中，出现与日知会争夺群众的现象。李亚东与刘静庵、梁耀汉都友好，力劝合作，因此梁耀汉毅然取消群学社的名义，所有社员并入日知会，明新公学也交给日知会接办。据梁耀汉《年谱》载，群学社社员近千人，所以，日知会被破坏时，梁耀汉与刘静庵同被清廷指为首犯。群学社的并入，进一步壮大了日知会的力量。

　　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继续在军队中发展会员，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说，日知会分会已密布于军队中，尤以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为重要。在日知会以前，武昌新军与学生没有多少联系，只有少数学生暗中投入军界，对学界没有过多的影响。日知会正式成立后，会员熊十力、熊飞宇、童愚等，联合在武汉的黄冈学生、士兵等军学两界人物采取兰谱方式，组成“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和日知会一样，每逢周末即做大规模爱国演讲。半个月后，讲习社成员扩而广之，不仅仅只有黄冈人参加，还吸收了其它县域的学生、军人参加，如荆门人季雨霖、沔阳赵光华、蕲春人郝可权、鄂城徐叔源等等，这些人多半都是新军中的中级军官，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成员多为军官，致力于军中宣传，《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宣传作品，几乎做到了各军士兵人手一本。

　　1906年四五月间，清廷命令南北清军到河南会操，黄冈军学界讲习所熊十力等决定乘此机会，联络荆襄、巴蜀及河南会党，尽量到各地同时举事，当清廷派军队去镇压时，再由军官们发难继而占据中原地区。为达目的，熊十力在军中活动频繁，被学堂监督发现而告密。武昌新军总兵张彪命令黎元洪（已经成为混成协统领）捉拿熊十力，此事为黎元洪部下督队官季雨霖知道，熊十力因此得以事先逃脱，但遭到通缉，悬赏五百金购其头颅，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也因此遭到封闭。曹亚伯说，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仅三四个月，但他们在军队中传播革命思想，已经有很大的成绩了，加上创办讲习社的一些人，都是朝气蓬勃有大志的年轻人，因此陶冶了更多的有志之士，他举例说，日知会忠实会员宛思演，即影响并培养了刘复基、詹大悲、何海鸣等。

　　因为日知会致力于军队中发展，尤其以军官为主，所以，在武昌新军中的佼佼者，如王宪章、李济川、许崇灏，包括国民党后来一些高级将官，都和刘静庵同立大愿，分头进行。各省新军中，也多有日知会会员插足其中。湖北各县有新学知识的人，也愿意暗中资助日知会，并效仿他们进行新思想的宣传。

　　日知会的活动范围不限于湖北，在南京、安徽、奉天等都有日知会会员的宣传。在日本东京，曹亚伯、范腾霄、吴昆等日知会会员加入同盟会，成为日知会与同盟会之间的桥梁。日知会的会员人数，其说不一。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说“数约万人”，欧阳瑞骅日知会纪念碑载“综计著者近万人”，范腾霄自传云“不到两月，军学界参加者数以千计”，范鸿勋回忆说“会员和会外约二百人”，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和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所列会员姓名，不过120人左右。他们都是参加日知会的老人，而所言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因为统计标准不一。签一名，捐百文，入日知会阅览室的，谓之万人不为多；其真能奋力革命入日知会者，谓之数百人不为少。

　　在辛亥革命结束后，参加首义者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他们在撰写自己的革命经历时，凡是与日知会能扯上关系的，无不提及自己这段光荣的历史，可见日知会在后来的军学两界影响之深远，有人将日知会称为辛亥革命的总源泉，一点不夸张。

　　日知会声势浩大，影响遍及中原及海外。这时候，孙中山在日本已经建立同盟会，主持总部会议，商讨委派主要盟员回国组建各省分会事宜。先后推举时功玖、陈镇藩回湖北任事，均不愿回国活动。曾经为科学补习所成员的余诚（仲勉）对此极为愤慨，拍案而起：“革命宜在国内策动，集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余诚传》）于是孙中山派他回国。余诚到武昌后，就在圣公会的文华书院当教师。在余诚保留下来的珍贵史料《日记》记载了他在1906年1月1日到10月31日之间的活动，他在武昌多次与刘静庵畅谈，其中在4月22日有“日暮至敬安君处座谈良久”之语，虽然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两位革命先烈深夜聚谈，为民族呕心沥血的精神，实可见一斑。

　　余诚肩负了发展同盟会的重任，在他的努力下，日知会少数骨干会员加入了同盟会。据考证，正式履行宣誓加盟手续成为同盟会会员，仅有刘静庵、朱子龙与冯特民三人，宣誓书上的签名是刘贞一、来公勇与冯一，日期是丙午年（1906年）二月十四日，刚好是公历3月8日。事实上，忠实于日知会的会员张纯一在日本考察期间，当曹亚伯和田桐劝他加入同盟会的时候，他说，革命在于精神，不在于形式，凡真能爱国爱民之事，我必生死以之，绝不退怯，以辱同志，若必舍日知会而入同盟会，是以为强制之结合，重于血性至诚之契合，因而拒绝加入同盟会。而余诚，本来在科学补习所即与刘静庵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亦以同盟会会员身份加入了日知会，日知会没有成为同盟会分会，但余诚在事实上运用日知会的组织进行革命工作。同盟会本身即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而由余诚一个人主持的分会，则更为松散，因为它既没有确定机构，也没有骨干成员，余诚凭一腔热血，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其主要活动就是日知会的活动。所以，与其说日知会隶属同盟会湖北分会，毋宁说同盟会湖北分会依托于日知会，不是同盟会湖北分会兼并了日知会，而是日知会收容了余诚。日知会的组织是独立的，但是在革命纲领上，刘静庵除提出“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的目标外，没有提出过独立的政治纲领，因此他们依然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为己任，他们所依托的宣传品，除少数由日知会会员自己创作外，多数来自海外同盟会总部，因此，从政治与思想意义方面看，日知会是在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从事着拯救民族危难的斗争。对此，海外有史家这样形容过：时至二十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所谓“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和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样，都是以推翻满清的腐朽统治为目标，但事实上，刘静庵所冒风险比海外革命家们更大，他们随时都有被清廷杀头的危险。他们的奋斗，比海外活动家们更有意义，更有效果。他以他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倾倒了众多有着共同目标的革命者，辛亥革命后有人曾经说过，如果吴禄贞不被害，如果刘静庵不死在辛亥革命前，那么湖北的都督哪里有黎元洪的份，必然是吴禄贞和刘静庵二人中的一人；但是两位在武汉革命者中有着崇高声望的英雄，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当武昌首义成功后，武昌的革命者宁可把领导权交给立宪派，而对海外同盟会领导人则多有抵制，这与同盟会领导人不深入基层不在国内活动有极大的关系。

　　几个月后，余诚再赴日本，向孙中山汇报了日知会的活动情况及发展状况。1906年6月，孙中山委派法国友人欧几罗赴长江流域一带考察革命党的实力，对此有人分析说，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乔义生陪同欧几罗到武昌，是把日知会看作自己的组织来考虑的（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82页）。6月25日（阴历五月初四）欧几罗自山东烟台给刘静庵发出电报，说是定于五月初八日到日知会参观，刘静庵即约同殷子衡、朱子龙、吴昆、季雨霖、冯特民、李亚东等准备欢迎。6月29日，刘静庵自武昌高家巷日知会渡江到汉口江边码头迎接欧几罗，街上行人拥挤，欧几罗带着乔义生与邓家彦迎面而来，直接走到刘静庵面前忽然问道：“阁下是刘静庵先生吗？”刘静庵立即反问：“阁下为欧几罗先生啊？”相见握手，如亲兄弟般。对此，曹亚伯大发感慨说：“以素未谋面之交，相隔数万里之来客，言语不同，面貌迥异，邂逅相逢，居然彼此相识，岂真前世因缘乎？”

　　刘静庵带着欧几罗等人来到日知会，已经有数百名会员等候在那里。欧几罗发表演说，谈及法国革命之由来、世界革命之趋势、中国不能不革命之原因。替他翻译的人，是日知会会员朱作梅。会场气氛热烈，言者慷慨激昂，震撼人心，听者热血奔涌，兴奋万端。但听众中也混有清吏密探，传说，第八镇统制张彪还亲自化了装在座。这次会议的摄影师，摄下了刘静庵等日知会会员欢迎欧几罗的盛况。刘静庵手摇鹅毛扇，端坐会场中心，后来著名画家张善子根据此珍贵照片，绘制了刘静庵遗像。这张珍贵的遗像为1981年张难先之子张彻生捐献，陈列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里。像为纸质，国画风格，长120厘米，宽58厘米。画中，刘静庵身着白布长衫，脚蹬方口布鞋，免冠端坐于一盘石之上。右手执羽扇于胸前，左手拿白巾搁于左腿之上，双目炯炯，正视前方，显得从容不迫，气宇轩昂。画上有于右任、孙科、许崇灏、范腾霄等二十八位辛亥革命人士题写的像赞，连同作者的题款，共1531字。

　　欧几罗上尉，隶属于法国在天津的驻屯军。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布加卑奉了法国驻越南总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1905年）秋冬之际谒见孙中山于吴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欧几罗上尉及其它军官六人交孙中山调遣，负责各地革命力量的调查与联络工作。越南总督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克列孟梭吩咐过他；而克列孟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为其好友前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竭力主张。杜美十分同情孙中山，意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5年孙中山赴欧洲的时候，杜美引荐孙中山与克列孟梭相见。而杜美本人对孙中山的友谊，则继续不断，以迄于孙中山逝世以后。

　　欧几罗结束了在日知会的参观考察后，张之洞派了一个充任“海关洋员”的英国人，尾随欧几罗，乘机攀谈，获得了若干秘密，并把这些秘密报告清廷。欧几罗畅游武昌、汉口、长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最后回到天津。清廷收买欧几罗的中国厨子偷去欧几罗的若干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写给他的信件，了解了欧几罗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清廷向法国驻华公使严重交涉。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把欧几罗调走，安置到了越南。

　　此番欧几罗的考察结论是“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的确，此时国内的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重点在海外，在大陆能执牛耳者，仅日知会而已。（本文节选自《潜江辛亥名人史话》，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