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的取经之旅:梁启超在辛亥年间的赴台游历(4)

辛亥革命网 2019-06-17 09:28 来源:新京报 作者:樊学庆 查看:

宣统三年,梁启超携好友汤叡(觉顿)、女儿梁思顺(令娴)赴台游历。在台共逗留两星期。对梁启超此次赴台之行,学界研究较多。

  第一,以所谓“公益”为名,低价强征台民土地、房屋等财产。“台湾自有所谓土地收用规则者,与日本现行之土地收用法迥别。凡官吏认为公益事业所必要者,得任意强取人民之所有。而所谓行政诉讼、行政诉愿者,绝无其途”,其较著者为斗六厅事件。宣统元年,殖民政府以建立糖业会社为由,派数百警吏包围斗六厅农民,强迫其低价出卖世守田亩,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饿殍阗路歧”。此外诸如借讨生番之名强迫农民垦殖、借市政建设之名强拆民屋等事所在多有。梁启超指出,“其他类此者,月有所闻。台湾人之财产所有权,固无一时可以自信自安也”。

  第二,实行愚民教育。殖民政府办有高级学校,台湾人民不能进入。“此间有良校,贵人育其英。岛民贱不齿,安得抗颜行”,只能接受年限短暂、质量低劣的所谓“公学校”教育。“别有号公学,不以中小名。学年六或四,入者吾隶萌。所授何读本,新编三字经。他科皆视此,自郐宁足评”。对此,殖民政府还振振有词。“莫云斯学陋,履之如登瀛。学途尽于斯,更进安所营。贵人豢我辈,本以服使令。岂闻扰牛马,乃待书在楹。汉氏厉学官,自取坏长城。秦皇百世雄,谈笑事焚坑”,学校的教育管理,“更有意想所万不及者”。对这种“更如儿戏”的殖民教育,梁启超指出其真意在愚化台湾民众,“要之,台湾识字之人本少,更十年后,则非惟无识中国字者,亦将并无识日本字者矣”。

  第三,控制台湾经济命脉,残酷剥削台湾人民。台湾一切日用品无不来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屐及草履,所食之面及点心,皆然。举其小者,大者可推矣。中国货物,殆杜绝不能进口,保护关税之功用,其可畏有如此者。台湾本绝无工艺品,而中国货则税率殆埒其原价。其舍日本货外更无可用亦宜。而日本货之价,亦远贵于日本本境。以物价比例于劳庸,则台湾物价之昂,盖世界所罕见也。以故台湾人职业虽似加于昔,每日所得工钱虽似增于昔,然贮[储]蓄力乃不见其增而惟见其减。就此趋势推之,其将来岂堪设想”。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压榨使梁启超深为震惊,“直不寒而栗耳”,“此行所最生感者,则生计上之压迫是也。一受此压迫,殆永劫无摆脱之期!”

  三 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访台仅两星期,便因康有为电召不得不匆匆结束行程,此后再未踏足台岛。尽管时间短暂,但梁启超仍对台湾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很大影响。对此,学界已有详细讨论。而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影响,学界所论不多,本节即就此略做分析。

  台湾之行的亲身感受,使梁启超看清了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真相,也使原本对学习日本治台经验满怀期望的梁启超失望而归,“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不过,梁启超悲愤、失望的是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奴役、压榨,并没有因此对日本治台政策全盘否定,反而通过亲身考察,对日本治台政策及其影响有更真切的认识。所以,围绕为宪政取经的目标,梁启超还是有所收获的。“今固大失望也,虽然,其中又岂竟无一二可师者”,“吾国人又安可不虚心以效之耶?”“就中若改币制、办专卖、兴水利、调查土地户口、干涉卫生等,多有独到之处,应用最新之技术,万国所共称叹。”

  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社会的改造和教育事业的发达,尤令梁启超钦佩不已,“台湾之治,其最可佩服者,在于整齐严肃,使其将外视本岛民之一点除去,则真官僚政治之极轨也。吾所最生感者,在其技师之多而贱。吾国欲效之,则养成各项技师,最少亦须十年。真不易哉。至此深有味乎南海之物质救国论也”。

  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另一影响,在于目睹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人民的严密控制和残酷剥削后,梁启超更加积极地支持台湾人民的救亡运动。光绪三十三年,林献堂在奈良曾向梁启超请益台胞争取自由问题,梁启超授以温和运动之法,指出中国在今后30年内绝无能力助台湾争取自由,故不可轻举妄动做无谓牺牲;宜结交日本中央政界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使其不敢过分压制台人。 “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被压杀无一幸存。最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

  游台返日后,梁启超继续联络林献堂等人,力图为台湾救亡运动培养领导人才。除指导林献堂等人习诗、治学外,梁启超又要求他们多学政治、法律及泰西史学诸学,并提醒林献堂牢记救国重任。“吾自游台后,深知我公一身关系于三百万台民之将来者甚大,且吾方有事于祖国,不得不广求友助,公又其重要之一人也”。“公若常以此两重大责任悬于心目,则所以自养其才器者,必有在。又岂仅以雕虫小技自安乎哉!以公之年,以公之质,固无不可任之事也。”

  针对日本殖民者的愚民教育,梁启超还通过林献堂等人,试图将其筹建的国民常识学会推广至台湾,为救亡运动广育人才。宣统二年一月,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说常识》一文,指出个人自立,最重要者在“具备常识”。处于今日时代,应“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而各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傅益之”。清廷举办新政后,科举既废,教育未能普及,已有学校教育在学科编制、教科书等方面又不能系统完备,欲由此求世界常识不可得,而政治上、社会上一切制度更无足以为助。“今国中之学校,既不足以语于此,而社会各方面之教育,又适足以窒塞常识”,故必须“输进常识”。

  此后,梁启超积极筹组国民常识学会,“窃谓欲救国活,无急于此”。除拟定学会《章程》外,他又拟编辑《国民常识丛书》,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史地、国际时事、自然科学等方面,“体裁或用文语或用白话,总期平易浅显,尽人能解,趣味丰富,引人入胜”,以增进国民常识。访台期间,梁启超与林献堂多次商量此事。返回日本后,梁启超又致信林献堂,“国民常识学会一事,自归来后,屡与诸同志熟商其办法,略异于前。除印送通俗之小册子外,欲精心结撰,以办讲义一种。今将改定章程及说略呈揽。弟一年来苦思力索,窃谓为祖国起衰救弊计,舍此末由。即以台湾诸昆弟论,若能得数百人入此学会,获此常识,则将来一线生机既于是焉系”,其目的即在于通过国民常识学会向台湾民众“输进世界学问,增长国民常识”,以开民智、兴民权,抵抗日本殖民压迫。

  此外,台湾之行还使梁启超借了解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之真相,看清日本对华政策的阴险、虚伪,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提高了警惕。“舟中西望故国,岂惟慨叹,直不寒而栗耳。”尤其是日本在经济上对台湾的控制、压榨,使梁启超不能不联想到中国的前景,“还顾我祖国,其将来又岂堪设想也”。

  访台之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被迫下诏罪己、改组内阁、开放党禁。北方各省一般舆论“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梁启超利用有利形势,计划取道奉天入京参政。日本政府对梁启超此行极为重视,奉天领事专门派人迎接,又派两名警察随护。梁启超一面借力日本为己所用,一面对日本保持警觉,“此行日人非常巴结”。不仅梁启超本人,其党内同志也都对日本保持警觉。盛先觉奉派由日赴沪活动,在下关与太谷尊由“部下某之深通我国情形者相周旋,言次并突问觉旅费充实否,意欲馈赆,觉乃重谢其厚意而婉却之。甚矣哉,日人用心之深也!”抵沪后,盛先觉发现瞿鸿禨欲求日人保护,“乃以实略言觉居日本久熟悉,告日人阴险不可托命。委婉曲陈,务动其听,且引传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证之”。在京活动的罗惇曧也致信梁启超,警告日本有分裂中国的活动。“外交团对于中国,日俄最利中国之分裂,日来种种阻碍,皆日人为之鼓动,将来政治进行,惟日本之阻力最大。”“近者东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国之分裂,其言固不可信也。”凡此均可见梁启超等人对日本的行为保持警惕。

  总之,辛亥台湾之行虽历时短暂,但它反映的是梁启超对清末政局的观察、思考和决断。作为梁启超政治谋划的一部分,它又是梁实地探究日本施政成功之道和移植中国的可行性,同时验证自己政策理论、学习执政经验的一次尝试,在政治思想、行动策略等方面对梁启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探讨清末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角度而言,这是不应忽略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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