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的取经之旅:梁启超在辛亥年间的赴台游历

辛亥革命网 2019-06-17 09:28 来源:新京报 作者:樊学庆 查看:

宣统三年,梁启超携好友汤叡(觉顿)、女儿梁思顺(令娴)赴台游历。在台共逗留两星期。对梁启超此次赴台之行,学界研究较多。

  近来一系列著作和学术研究的出版,让梁启超研究再度回归大众视野。樊学庆的《失望的取经之旅》一文,厘清了梁启超在辛亥年间赴台立宪考察之事,今日获出版社授权刊发。

  近来,许知远出版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传》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35年后重返话剧舞台,亲自演绎《梁启超和他的九个儿女》;作家解玺璋也再版了《梁启超传》,梁启超再度重回大众视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中,收有樊学庆的《失望的取经之旅》一文,厘清了梁启超在辛亥年间赴台考察的立宪考察之事,今日获出版社授权刊发。

  宣统三年,梁启超携好友汤叡(觉顿)、女儿梁思顺(令娴)赴台游历。二月二十四日(1911年3月24日)从日本出发,二月二十八日(3月28日)由基隆登陆,三月十三日(4月11日)离台返日,在台共逗留两星期。对梁启超此次赴台之行,学界研究较多。

  不过,已有成果集中于台湾史研究领域,多以梁启超与台湾关系为中心,着重考查梁启超游台过程、与林献堂等台湾遗民的交往、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认识,以及梁启超对台湾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等方面之影响。对梁启超此次赴台考察的重要目的——为当日清廷预备立宪寻求参考、借鉴,并为自己归国从政做准备——学界关注较少。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转换视角,以梁启超与清廷预备立宪、政局变化关系为中心,尝试对宣统三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再做解析。

  一 梁启超赴台考察的动机

  对于梁启超赴台游历的动机、目的,学界主要观点认为,一是考察日本治台实际情形,二是为在国内办报和建立国民常识学会筹集款项。针对这两点内容,梁启超在赴台前后的信札中多有陈述。不过,当时梁启超赴台考察,目的并不仅在这两个方面。

  赴台期间,梁启超致《国风报》编辑部第一函中说:“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咸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辨之,此兹行所以益不容己也。”读此可知,了解日本治台“成绩”确实是梁启超访台的一个重要目的。然而,梁启超随后又在信中详细开列了十条调查事项:

  一、台湾隶我版图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自刘壮肃以后乃渐加至二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万矣。是果何以致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二、台湾自六年以来,已不复受中央政府之补助金,此四千余万者皆本岛之所自负担也。岛民负担能力何以能骤进至是?

  三、台湾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补助数千万金,又借入公债数千万金。就财政系统言之,则台湾前此之对于其母国,纯然为一独立之债务国,今则渐脱离此债务国之地位矣,此可谓利用外债之明效大验也。吾国外债可否论,方喧于国中,吾兹行将于兹事大有所究索。

  四、台湾为特种之行政组织,盖沿袭吾之行省制度,而运用之极其妙也。吾国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议,方哓哓未有所决,求之于彼,或可得师资一二。

  五、吾国今后殖产兴业,要不能不以农政为始基。闻台湾农政之修,冠绝全球,且其农事习惯,多因我国,他山之石,宜莫良于斯。

  六、台湾为我国领土时,币制紊乱,不可纪极,日人得之初改为银本位,未几遂为金本位。其改革之次第如何,过渡时代之状态如何,改革后之影响如何,于我国今日币制事业必有所参考。

  七、日本本国人移殖于台湾者,日见[渐]繁荣。今日我国欲行内地殖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诸地,其可资取法者必多。

  八、台湾之警察行政,闻与日本内地系统不同,不审亦有可以适用于我国者否?我国旧行之保甲法,闻台湾采之而著成效,欲观其办法如何。

  九、台湾之阿[鸦]片专卖事业自诩为禁烟之一妙法,当有可供我研究者。

  十、台湾前此举行土地调查,备极周密,租税之整理,其根本皆在于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扰?又,其所行之户口调查,系适用最新技术,日人自夸为办理极善。今者日本本国将行国势调查,即以为法,欲观其实际详情如何。

  这十条调查事项中,第一、二条从宏观考察台湾经济实力增长;第三、五、六条为外债、农政、币制等具体经济政策,第四、七、八条涉及外官制、边疆殖民和警察、保甲等行政管理方面。第九条禁烟是预备立宪后清廷大力推行,关涉吏治、财政、外交等诸多方面的要政,第十条土地、户口等国势调查则是为制定改革政策提供依据的基础性工作。

  可以看出,这十条调查事项都是当时清廷预备立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梁启超考查这十个方面,以及前述探究治台实情,目的都是了解日本治台政策及其影响,观“其改革之次第如何,过渡时代之状态如何,改革后之影响如何”,为清廷宪政改革寻求可资参考、取法之处,“或可得师资一二”。

  实际上,梁启超赴台前后曾多次表达这一想法。光绪三十三年林献堂在日本奈良拜会梁启超,顺便邀梁访台,梁启超回应“早有此想”。“因曾闻后藤新平说台湾如何进步,极事铺张,且云非如李鸿章所谓台人强悍难治也,果如后藤所说,将来或可为我国借鉴。”宣统三年一月即将访台之际,梁启超在致林献堂信中又说:“缘既作此游,辄欲于彼都人士之施政详细察视,以为警策邦人之资。”

  游台期间,为应对《神州日报》等上海报纸的攻击,梁启超发表公开信,澄清自己访台动机:“夫吾数年来,欲往台湾之本意,则固在调查其行政也。顾欲举其美者,以告我国人也。”在致编辑部函中也说:“吾兹游本欲察台湾行政之足为吾法者,而记述之以告国人。”可见,梁启超自始就将为清廷立宪寻求参考、借鉴作为自己赴台考察的重要目的。

  不仅如此,就当日梁启超所处时势环境而言,其赴台考察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更“有所图”。这与其预备立宪后的政治思想、态度密切相关。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避居日本,一度深信“破坏主义”,提倡“革命排满”。光绪二十九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归来后主张大变,“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足以误国也,乃一意反而守旧”,自是“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梁启超虽身居海外,但与其师康有为一样密切关注国内形势。一面积极发表言论、筹组政党,培植立宪势力,一面隐交清廷权贵,力图在清廷上层贯彻其主张。用其好友黄遵宪的话说,即“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当逃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寸,曰辟首击尾,曰远交近攻”。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间,梁启超与端方等人联络,为其起草考察报告、奏请立宪等折“凡二十万言内外”。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更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

  在一系列宪政改革中,梁启超首重政治建设。在《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中,梁启超向清廷提出五条“致治大原”:“上议院之组织宜参酌各国,务求完备”;“司法权宜独立,而最高之行政裁判当委诸议会”;“宜定责任内阁之制,以长保皇室之尊荣”;“地方自治范围宜加扩充,务求完备”;“将来改正宪法之规则,不可不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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