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的取经之旅：梁启超在辛亥年间的赴台游历(3)

　　然而，要将自己的政见付诸实行，仅仅理论探讨是远远不够的，梁启超自己对此也深为明了。“虽按诸学理，或无剌谬，而可行与否，则全与学理无涉，而当以本国情形为断。”梁启超常年居住海外，对国内情形相当隔膜，其政策理论虽多借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经验，但日本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却未可知，尤其是梁启超从未任事，缺乏执政经验。这些都是其出山执政的巨大障碍。

　　而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殖民统治恰好为梁启超提供了一个急需的、可以验证自己理论的试验场。日本治台不过十余年，面貌幡然一变。日本如何将本国经验推行于台湾，迅速改变台湾面貌，其中原因为何，不仅引起梁启超极大兴趣，也增强了其对中国实行宪政的信心。“日本能行之于台湾，且当三十年前能行之于其本国”，“而谓我国万不能行，则是我国终为人役也，而岂其然哉”。正因如此，预备立宪后梁启超对日本治台经验也多有参考，甚至提出聘请曾任职台湾的日本殖民官吏为中国培养宪政人才。

　　开放党禁案的失败，使梁启超回国执政计划遭到重大挫折，但亦有收获。开禁案中，梁启超获得载沣兄弟的大力支持，“解禁之议，洵、涛争之不下十次”。载沣也是因宫廷、朝野压力不得而已否决开禁案，“孰谓周公无意乎”。因此，开禁案失败后，梁启超等人继续运动。在国内，梁等人一方面“以谋吉甫为上策”，准备行贿奕劻疏通宫廷；一方面借助载涛支持掌握军队。“数月来，惟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治吴禄贞……为我用”，尤其“以全力抚循禁卫军，使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辈而廓清之”。在海外，梁启超自己也为回国从政加紧准备。将梁启超拟定的赴台调查事项与预备立宪后梁启超的研究思考相对照，可以看出，这些事项大都是梁启超规划的清廷宪政改革的核心工作，也是其组阁执政后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所以，梁启超辛亥台湾之行，除了解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实情和筹募款项外，还怀有一个重要目的——为宪政取经：既为清廷立宪寻求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亦为自己“归而执政”做好准备。

　　二 梁启超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态度的转变

　　关于梁启超赴台游历过程和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认识，学界已有较详细梳理。但梁启超对日本殖民统治态度转变的前后过程，学界研讨不多，而这一问题正是梁启超辛亥赴台失望而归的关键。本节即就此问题略作论述。

　　梁启超访台蓄志已久，期望亦大。光绪三十三年在奈良会见林献堂后，梁启超便已计划东游。所以，宣统三年赴台之际，梁启超说：“兹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践。”后来回应《神州日报》攻击时，又再次申明“吾游台之志，以蓄之数年，凡稍与吾习者，谁不知之”。在此期间，梁启超对日本治台经验日益重视，《上摄政王书》和呈递载泽的《中国改革财政私案》中都一再提及借鉴日本治台之策。而清廷推行立宪的无能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困境，更使梁启超探究日本治台奥秘的要求倍加迫切，其详细开列的十条考察事项可谓这种心情的一个体现。尽管诸事缠身，行期一再推延，“几止者且屡”，梁启超仍下决心赴台，“毅然排万冗以行，首涂前盖数夜未交睫也”，其迫切心情于此亦可见一斑。

　　林献堂邀梁访台时，曾告诫梁启超行前“必请日本中央政府显要为先生绍介，盖日人深忌我们与祖国人士之接触”。梁启超虽按林的提醒开具介绍书，但对“日人深忌”一事似乎并未十分在意。基隆登陆时，日本警察刁难也未使梁启超全然改变态度。入台第二天致《国风报》编辑部信中虽道及警吏刁难事，但仍一面兴致勃勃地讲述旅途感受，“沿途水波不兴，虽深畏海行如明水先生者，亦饮啖胜常，致可喜也。前日舟略温台界而南，遥望故国，青山一发，神往久之”；一面对日本航运事业赞叹不已，“舟中设备极新，娱乐之具毕陈。日本人航海事业之发达可惊也”。

　　不过此时，梁启超的态度已在悄然变化。“舟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日本警察的苛刻盘查和阻挠使梁启超认识到，日本对台殖民统治与自己在日本国内感受到的全然不同。“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日本）十年而无所知，真梦也。”

　　接下来的种种遭遇，更使梁启超愤懑不已。“虽时日尚浅，然已起种种异感。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不虚也。”梁启超与前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有旧，又持有日本高层介绍信，因而赴台后首先拜访总督府，结果不仅三谒不得见，还倍受羞辱。“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立宪国之君主，视之蔑如矣。其官吏别有一种习气。居日本十年所不能睹也。吾至此不得不以礼往谒，乃适如昔人所谓因鬼见帝者，殊可一笑。三谒不得要领，卒辞以疾。殖民地之官吏，如是其尊大也。犹谢其派一通译官为向导，乃得遍历诸局所调查，获种种便利，此莫大之人情耳。”

　　出乎意料的羞辱、冷遇使梁启超深深感受到战胜者与战败者之间尊卑宠辱的霄壤之别，丧权失地的痛苦、无奈。“刘壮肃公所营故城毁矣。留其四门以作纪念。今屹然于西式垩室与东式木屋之间，日过其下，刿心怵目。故抚署今为总督府，吾曾入之，归而累欷。”后来，梁启超回顾登岛前后的经历时，仍哀愤交加，“此次之行，乃不知托几多人情，忍几多垢辱，始得登岸。而到彼以后，每日又不知积几多气愤”。

　　三月初三日（4月1日），瀛社邀集百余人在台北故城东荟芳楼为梁启超访台大设欢迎会。会场内外日方暗探密布。据日方记载，梁启超在宴会前称“发现（台湾）在所有方面均有进步，而且政府治理良好，超出想象之外”。宴会上，又对与会诸人致辞：“诸位原是清国臣民。……（日本）领有（台湾）以后，日本政府抚爱人民，无论交通产业振兴，工业和其他种种设备，施行得当，没有遗憾。诸位如不心服，那是错误的。台湾人即是诸位，假如父母有小孩，但没有养育其小孩的能力，就给与他人，此时小孩表明不心服，那是不对的。对待养父母像对父母一样尽孝顺，应该是当然的。表示不满意是不孝顺的。诸位把日本政府也当作养父母，诚心诚意地跟随它，这是当然的。我漫游各殖民地，而且熟悉其情况。台湾是一个殖民地，从世界上殖民地的情况来看，殖民地一般受支配国的虐待，然而日本则一视同仁，对待诸位跟（日本）内地人相同，受到内地人一样的待遇。但重要的高等官还不能由台湾人出任，很可能有人为此表示不满意。那是因为台湾人的脑筋还不够的缘故。要紧的事是要造出其头脑。意大利曾把匈牙利作为保护国，匈牙利人觉得很遗憾，很用功而且达到和意大利同等的文明，终于作为自治团体亲自进行治理。假如台湾人也用功的话，达到跟日本人同等的地位，亦未可知。所以自己用功的话，重要官员很可能也由台湾人出任。因此盼望诸位尽量不发牢骚，诚心诚意，忠实行事。希望诸位作为日本臣民越发勤奋。”完全是一篇对日本殖民统治赞叹有加之辞。

　　然而，私下里梁启超却是又悲又愤，虽“怀抱无量数深痛隐恨”，然而迫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威胁，“而为遗老计，投鼠忌器，犹不敢尽以形诸楮墨”，只能做口是心非之语，“吾席间演说之辞，真不知如何而可。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耳”。诗词中也只能隐隐寄情，“尊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料得隔江诸父老，不缘汉节始沾衣”。面对怀念故国、相待有加的遗老们的盛情款待，梁启超忿愧满怀，“自顾何以当此”。心情已不只是“枨触万端”，而是“怀抱殊恶，不磬百一”了。

　　自此，原本一心要到台湾学习先进经验的梁启超，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态度幡然一变。“吾兹行乃大失望。台湾之行政设施，其美备之点诚极多，然此皆一般法治国所有事耳，不必求诸台湾也。吾所为殷然来游者，徒以台湾居民，皆我族类。性质习俗，同我内地。欲求其制度之斟酌此性习而立者，与夫其政术之所以因此性习为利导之者。吾居此浃旬，而不禁废然思返也。台湾之足称善政者，则万国之公政，无论措之何地而皆准者也。”日本大事宣扬的在台建设成绩，不过是在刘铭传已有基础上的发扬光大，并非日本独创。“刘壮肃治台六年，规模宏远，经画周备。后此日人治绩，率袭其旧而光大之耳。鸡笼至新竹间铁路二百二十余里即壮肃旧物，其他新辟容辀之道尚数百里，鸡笼、沪尾、澎湖诸炮台皆壮肃手建，台北省城亦壮肃所营。”即便日本引以为地豪地剿平“生番”，也是沿袭刘铭传之策。“日人顷方锐意犁扫生番，广张所谓隘勇线者，蹙之于丛箐中，战略与名称皆袭刘壮肃之旧也”。那些真正为台湾独有的特别措施，“若夫台湾特有之施政为日本内地及他文明国所未行者，斯则非直吾国所能学，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

　　这些中国不能学、梁启超不忍言的日本特有之施政，即日本在台实行的殖民剥削、压迫政策。有关梁启超对日本殖民政策的揭露、批判，学界已有较详分析，本文仅就梁启超感触最深的三个方面做一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