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的取经之旅：梁启超在辛亥年间的赴台游历(2)

　　光绪三十二年筹组帝国宪政会时，梁拟定“尊崇皇室，扩张民权”，“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等纲领。宪政会改组为政闻社后，梁启超在宣言书中提出四条主义：“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除了政治纲领外，梁启超对宪法、责任内阁、国会、地方自治、官制等具体制度建设也极为注意，先后撰有《责任内阁与政治家》《外官制私议》《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文章详加探讨。

　　除政治之外，梁启超关注的另一重点是经济问题。甲午战后，战争损失和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陷入困境，庚子再创更是雪上加霜。这使梁启超对财政问题日渐关注。光绪二十六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日人松冈忠美的《论清国财政改革之急务》，指出清廷再不大革新其财政，“假使即能逃灭亡于今日，而异日亦必因财政以自灭也”。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随着各项新政推行，财政瓶颈日益凸显，梁启超对经济问题也愈益重视。

　　光绪三十四年底，梁启超上书摄政不久的载沣，指出“今日中国财政之困急，环球莫不为我危，苟长此不理，则虽无内忧外患，而国家且将以破产终矣。况一切新政皆待财而行，财政不整，百事束手，国家更安有进步之望耶？”宣统元年八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慨叹清廷亡国之象日现，“若其速亡之显因，则必以国民经济问题，毫无疑义，此问题能挽救与否，即决于此十年中，过此以往，永沉九渊耳。此真可为股栗者也”。

　　为此，宣统元年、二年间，梁启超先后撰写《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论地方税与国税之关系》《国民筹还国债问题》《再论筹还国债问题》《偿还国债意见书》《论直隶湖北安徽之地方公债》《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币制条议》《外债评议》《改盐法议》等文，着重从税收、债务、币制、盐法、财政体制等方面寻求解决财政困境之道。在此前后，梁启超还撰《财政学》一书，“可得百万言，洵为疗国之秘方”。

　　除研究撰著之外，梁启超多方联络清廷权贵，为宪政改革出谋划策，充当顾问。除袁世凯、端方等清廷重臣，梁启超还努力结交奕劻、善耆、载泽等亲贵，甚至准备推举载沣出任其筹组的帝国宪政会总裁。慈禧、光绪去世后，梁启超又因应清廷政局变化，积极联络得势的少壮亲贵。对主政中枢的载沣兄弟，梁启超劝导他们从全局入手抓住根本要政。梁启超上书摄政王载沣，指出“居今日而言宪政，必统筹全局，百废同时并举，庶几有济，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将并此一枝一节而不能有功而已。此则愿殿下于大部官守之外而更有所留意者也”。理财政、改官制、厉人才等为诸宪政“根本之根本”。开地方长官会议，整齐施政方针，举中央集权之渐；实行调查国势，择地试办，以次遍及；速制定地方自治制度，颁布实施，养成国民参政之习惯等三项为“一切宪政之基”。“根本不立，而枝叶能荣，未之闻也”。

　　宣统二年，梁启超又上书贝勒载涛，指出“古今中外之治国者，莫急于统筹全局，纲举然后目张”。改革的全局纲领之举，首在从官制入手，改革行政机关，“于整饬纲纪、澄肃吏治之道，痛下一番功夫”。次在统一财政，并“将财政机关从根本以改革”。对掌政一方，对清廷政局有重要影响的其他亲贵，梁启超也尽力就其执掌范围建策献议。宣统元年二月，梁启超应民政部尚书善耆之请，详论作为新政基础的户口调查问题，指出“今后无论欲举何种新政，皆须经一次详密之国势调查，然后得精确之资料，以供斟酌损益之用”。又顺道论及与调查密切相关的财政改革，指出“中国财政若机关改良，办理得法，则求岁入数倍于今日，殊非难事，所最困者，非大改革行政机关，则财政之整理，终不可期；而欲改革行政机关，目前便先需一巨款，此实政府两难之道”，解决之途在于发行内债。

　　宣统二年，梁启超将积历年所得撰成的《中国改革财政私案》十万言托人上呈度支部尚书载泽。分田赋、盐课、税目、预算、公债、货币、银行、财务行政、地方财政和八旗生计等12篇，详述财政改革方法，并提议对财政系统彻底改造，“与其因循旧弊，年复一年，上下交病，何如乘预备立宪之始，为一劳永逸之计”。其撰著《财政学》一书，也是希望能有所“见用”。

　　除拉拢权贵，梁启超又通过徐佛苏、潘若海等人广泛联络国内其他立宪各派，筹组政党、举办报刊，宣传、贯彻其主张，指导立宪各派议员通过谘议局、资政院等机构推动清廷改革。

　　尽管梁启超对预备立宪寄予厚望，推动改革不遗余力，但连续的挫折令梁启超一再失望。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清廷厘定内阁官制，梁启超颇为不满，“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此后，政闻社案、诛袁、促开国会运动等事连遭不利，梁启超由此对国内局势和朝野立宪力量极为失望。

　　宣统元年八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感叹“国事每下愈况，中央政局既无以异于前，而其尤可痛者，在人心风俗之一落千丈，欲求两三年前之气象，渺乎不可复得。西哲言代议士为国民心理之影象。现在谘议局议员，既略写此影象与我辈以共见矣，将来忧患曷其有极？”“弟入春以来，专务养晦，国内交通殆于断绝，非敢取消极主义，良以天下事往往愈急则愈缓，愈即则愈远，且亦见当道中实无一可语之人，故毋宁任其所之之为得也。”

　　尤其是被梁启超等人视为“今日吾党之生死问题”的开放党禁案。其间，载泽出乎意料的反对，就使梁启超一度陷入内外交困境地。宣统二年底，开禁案最终失败，使梁启超及其同志与各派力量间形成深深隔阂。当时负责在京运动的何天柱，曾向梁启超历数反对诸人：“（都中）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造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其赞成，而阴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郑、汤、张三名士也；之数党者，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向龙寓提议此事，答言：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

　　连续的挫折、失败使梁启超感到，要想将自己的政见主张付诸实行，必须自己出山，亲力亲为。清廷宣布内阁官制后，梁启超就在致蒋智由信中提出：“谓国民复无促其再度改革之能力云云，此诚可痛，然弟以为练成此能力，正我辈之责也。我辈在国民中宜多负责任者，今不自为之，何以望人。”宣统元年五月，梁启超在致梁仲策信中称：“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宣统二年二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再次重申这一态度：“弟昨日见一极要之人，述都中政界实状甚悉（所谓宪政改革云者），诚无复一线希望，然弟终不以此自沮。盖弟向来不望政府，若民间能有希望与否，则此责仍在吾辈耳。”

1911年台中栎社诗人欢迎梁启超访台的纪念照，其中多人仍留着前清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