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前后广东妇女参加同盟会的活动(5)

　　女子北伐队中和我个人感情最好的黄扶庸在出发前知我不参加该队，曾写信严词责备我说：“姊曾云北上，今反而不来耶？闻姊婚期将迩，谅姊必以为乐事。呜呼！胡虏来获歼尽，而世俗纷纷结娶，国破家亡在迩，亦置脑后，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辛亥年十一月初五日）。当她从南京回来广州以后，她又来信给我说：“此行北上，一事无成，羞为故人陈也。果如姊潜居向学，余晷课授生徒，其乐胜妹等徒劳跋涉，思之能不乎？”（1912年6月2日）前一封信何等悲歌慷慨，后一封信却充满了失望悲哀，女子北伐队同志们当时一般心情大体上就是如此。那时所谓“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形势越来越显著了。同盟会的组织也日趋涣散。广东政权虽先后由胡汉民、陈炯明等出面撑持，但封建军阀官僚的潜势力仍然很大，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物很多也郁郁不得志，女同志当然不用说了。女子北伐队结束以后，一些人彷徨之余便和一些要员结婚（如徐慕兰与黄克强，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陈秉卿与冯祝万等）算是解决了个人的“出路”问题。此外，绝大多数的女同志（包括未参加北伐队的）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没有受到军政府的适当照顾。一些人原来是逃避封建家庭压迫而“出家革命”的，回家却更加受到封建家长们的奚落，被压迫地位丝毫没有改变。比如黄扶庸原来是反抗盲婚投身加盟的，回家后顽固的家长们仍不断胁迫她盲目出嫁，使她不得不经常离家逃避。本来想远出日本留学，但那时负责选派留学生的邹鲁因过去追求她不遂，怀恨在心，把她的护照扣留不发，使她无法成行。以后陈景华创办广东女子教育院，徐慕兰任院长，她才被安置在该院工作。另一女子北伐队队员邓慕芬（后改名秋零），原来是徐慕兰家中的女佣，跟徐出来一道加盟。她是顺德人，习染了乡中独身不嫁的风气，家中有七旬老父，生活困苦，光复后，觉得身为“女志士”，不甘愿再做人家女佣。她和黄扶庸本来同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秋九月讨袁军事失败，庞济光入粤，大肆捕杀同盟会员，她们两人避祸走港、澳，从此失业。两人平时感情很好，此时无家可归，彼此感怀身世，同病相怜；结果便相约到肇庆鼎湖山上，携手同沉于飞水潭。那是1914年十二月间的事。这一幕两个女子北伐队员演出的联同自杀悲剧，当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震动，省港澳各报均有消息报道，刊出不少哀挽她们的诗文。到鼎湖游览的人士，多到她俩葬在“狮山”的墓前凭吊。事隔两年以后，1917年春潘达微（收殓七十二烈士忠骨著名的同盟会人士，他与黄、邓两人曾在广东女子教育院共事）主编的《天荒》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她们自杀的经过，刊出她们的照片和遗书以及各方面的悼念诗文。潘达微以影庐的笔名写了一篇《寒潭陨玉记》，文章的末尾写道：“影庐曰：二女死得所矣，尘尘孽识，有生便是烦恼，求大解脱，唯真是归……死为安乐，灭度摇架，二人同心，一朝如梦。屈骚云，世与我而相违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后，余念此，又不仅为二女爽然失矣。”潘达微在辛亥革命后是郁郁不得志的，他在女子教育院时就常对黄、邓两人大讲庄子和佛学，助长了两人对人生的消极悲观思想。他这一段大谈佛学的文章固然如是“借酒消愁”，但读来却成为对死者说的风凉话，恰恰暴露了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根本没有改动过旧封建的专制统治基础，这就当然不可能给妇女带来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黄、邓两人当初轰轰烈烈投身加盟，参加北伐，结果却以悲惨的自杀收场，这就清楚说明了这一问题。她们两人到鼎湖启杀前，曾到澳门住在我家盘桓了一个多月。有一次，黄扶庸买回一些红色的内衣裤，半严肃半玩笑地对我说：“穿红的死了可以成为厉鬼报复一切”。今天回忆起来，她们对辛亥革命后原封不动的黑暗社会制度确是深仇大恨的。黄扶庸在南京回来后便来信慨叹说：“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2年6月19日函）。袁世凯上台后，她又有函大发政治牢骚：“嗟夫，已死志士，昔之革命希望共和者，其结果今竟留与他人乐帝王矣，可胜慨哉！”（1913年12月20日函）。这些未经发表的死者遗书充分说明她们之自杀正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一个悲愤的抗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像她们这样有觉悟、有勇气的青年妇女，企图借助革命，为自己解除封建枷锁，但结果还是无法挣脱，大失所望，其他广大妇女更无论矣。由此可见，悲剧本身固然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但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辛亥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是对当时的所谓“革命成功”的辛辣讽刺。

　　除了黄、邓两人以自杀悲剧为结局外，还有一些女子北伐队员的结局也很悲惨。例如许剑魂在与邹鲁结婚数年后，忽然在港被人谋杀。梁荃芳北伐回来没有工作，流浪香港，沦为妓女。

　　五十年时间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浪潮一个接一个，后浪推前浪，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回首当年，一道参加辛亥革命广东光复的姊妹们，今天还健在者已寥若晨星。当年自己在辛亥革命中曾是一个女兵，但民国成立以后，立刻就为人们所遗忘。今天，我的女儿参军，我的住宅门楣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额。我自己也分享了女儿的荣誉。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今昔对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