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陶德琨在辛亥革命时期(7)
辛亥革命网 2012-07-05 00:00 来源：湖北文史 作者：陶耀乐 陶耀善 查看：
陶德琨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经济学家,所精通的又是非常专业的币制学。他一心想用自己留美八年所学的专业来报效祖国,历史却将他推到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理财部长这个职位上。他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所以,初到军政府理财部任职时,为办事方便起见,就将昔日在藩署度支所中熟于文牍的员司潘祖裕和郎丙文两人邀请到部,代他处理例行公文。有胡瑞霖正部长审核判行,他的顾虑亦较轻松。自胡瑞霖辞职离鄂后,由他一人独负一切责任,接任理财部长,正值各省过鄂的军队纷纷到理财部领取饷项,本省所有公务人员,上自都督起,曾经规定各人只按月给津贴20元,但军政开支逐渐增多,不能不有日久难支之虞。其时,市面上流通的银元与铜元互换价值涨落无常,曾经规定官价银元一枚换铜币一串二百文,无奈各税收机关解款交库的员司人等,往往上下其手,从中取利,他也无法查办这些不法行为。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局面中,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上都是如此。他也认为自己不能担负这种繁重而麻烦的政治任务,因此就有了许多压力和苦恼。
他兼任造币厂总理,胡瑞霖部长又加派了他的亲戚余先觉为协理,有时由胡部长叫余先觉来协理执行他的命令。陶德琨察知,余先觉有一次曾由造币厂中提走了现银元5万元。余先觉回答说,有胡部长亲笔手谕,宜昌有铁路工人一万名,每人需要发给5元作为遣散费,所以拨了5万元到宜昌。陶德琨怀疑宜昌是否真有那么多的铁路工人,他们是否都应该遣散,每人是否真发了5元？可这些都是他无法查实追究的事情,因而倍感中国官场之无奈。
革命前数月,清督瑞澂派陶德琨到北京晋谒币制局总裁盛宣怀时,盛宣怀曾向他说过:武昌造币厂中已有铸成的新式银元和铜元数百万元,不久就要将这项新币解运到京,作为改革币制以新换旧之用。武昌发动革命时,这批新币还没运走。他到厂任职期间,察见新币命名“大清银币”、“大清铜币”等,铜币面上并铸有“每百文当一元”字样。这两种新铸成的银元和铜元上面,都没印有某某省制造的区别,实为全国通用之品,又系大洋十进制度,而且重量、成色都比旧币准确,堪充一种全国通行的优良货币,免除往昔省、区地名及成色差别的积弊。他曾命令厂里不准动用,想等币制改革定案后,用它作以旧换新之用,如果让它先行出笼与各种旧币同时流通,未免增加市面紊乱的现象。可他这一过于天真的想法与当时复杂发展的形势实在相距太远,在那种军政各项费用无限增长的非常时期,库存不够支付时,说能将这一笔巨款长久冻结在造币厂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时,陶德琨年仅28岁,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初出任事的学生,实在不应该戴着那样一顶“理财部长”的大帽子,他根本不肯居这个职位。要他担任造币厂总理,是因为同志们都知道他正热心研究币制改革计划。他心里很清楚,币制改革一事,必须由中央政府以全国划一的办法,才能符合他的学问和心愿。武昌仅属于一个省区,决不是他可以试行币制计划的地方。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陶德琨就想到,这是可以将他改革币制的宿愿试行的时机了,于是他有了决定离开湖北前往南京之意。
1912年元旦期间,陶德琨和表兄刘公在黄土坡家中品茗谈心。回顾过去的一年,表兄弟二人感慨万分。武昌首义成功了,南京民国政府也成立了,可谈起湖北的状况,两人的心里总是沉甸甸的。陶德琨说:“我学的知识在这里已没有用武之地,孙先生也多次来电催我去南京。”刘公赞同道:“好,好,我也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呀,总监察一职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北伐去！”1月初,陶德琨便应孙中山之召,去了南京。（襄阳市政协文史委供稿，转载《湖北文史》总第九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