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陶德琨在辛亥革命时期(6)
辛亥革命网 2012-07-05 00:00 来源：湖北文史 作者：陶耀乐 陶耀善 查看：
陶德琨既不因汤化龙等人的种种倒行逆施而否认他们的才干,也不因自己出于公心推荐他们,而不勇于担当失察的责任。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陶氏后人们学习。还有一件事情,更能看出陶德琨的宅心仁厚,可以作为陶氏后人们为人处世的榜样:有一天晚上,在都督府开会的时候,军务部长孙武于主席台后面与陶德琨密商,准备当夜散会后,令人将汤化龙与胡瑞霖两人击毙于归途中。陶德琨极力劝阻,举出太平天国在天京城内互相残杀,致令功败垂成、同归于尽的往事为戒,并且说:“我介绍他们来,我也有法安排他们走,但是,必须令他们平安退出,也要顾全大局,免遭他们乘机报复的后果。”次日,陶德琨就找老朋友李书城商量,要他赶快推荐汤化龙到黄克强处作秘书长。汤化龙因此而赶赴南京,到黄兴的幕僚中去了。胡瑞霖原来就与汤化龙形影不离,11月24日即以赴南洋募集公债为名,匆匆领了一大笔旅费,追踪到上海与汤化龙会合去了。1918年,汤化龙还是被国民党人王昌击毙于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
四
自汉阳失守后,黎元洪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惟恐清军攻入武昌。11月28日,他企图逃跑,被范腾霄发现,报告张振武。张振武等人面斥黎元洪,并派人监视他。30日,都督府中炮起火,傍晚时分,黎元洪又乘机率亲信秘密出走,逃至葛店。因葛店在武昌下游,可以停泊小型军舰,他准备一旦武昌失守,便携带60万两现银乘军舰逃往南京。在黎元洪仓皇逃走的同时,军务部长孙武也自行出城“办公”。
在这紧要关头,军政府革命党人刘公、蒋翊武、张振武、蔡济民、徐万年、邓玉麟召开紧急会议,公推刘公主持大局。刘公表示一定要和武昌共存亡,即以总监察名义督率军队,命王安澜组织奋勇军竭力守卫武昌,并发布安民告示,使城内居民人心渐趋安定。
去城外“办公”的孙武,不久也返回武昌,得知刘公暂代都督之职后,立即表示反对。他说:“我只认黎督,不知其他！”
刘公以团结为重,对他未加理会。之后,孙武又借故与刘公为难,使刘公非常恼火。经党人从中调解,刘公终以大局为重,不予计较。但孙武仍不听劝告,不但未帮上忙,反而造成部分同志思想混乱。
当时军政府正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敌方的炮弹在前院后院不断炸响,军政府机关的办公人员有些被吓跑。交通部有人欲将该部迁往葛店,惟有陶德琨推荐的副部长傅立相抱定不迁主义,与之力争,但势单力薄,急请总监察处稽查陶华炳将情况报告军务部。张振武赶往处理,说:“交通与军务关系密切,其去留关乎武昌之存亡。如有惧死者,赶快辞职离去,机关万不可移动！”交通部才安定下来。这时,理财部有人欲将官钱局造币厂的银币全数搬运至兵轮运往京口。已接任正部长的陶德琨立即通知刘公,刘公立马派兵严守理财部、官钱局、造币厂三处,大量现银才得以保住。
陶德琨推荐的内务部部长冯开与副部长周之翰力持镇静,晓以大义,内务部六七十人全部坚守岗位。内务部全员不动,就保证了各路防务将士的供给不绝,同时还从丰备谷仓调出百余石米粮,设平粟局,以平价供应给市民,稳定了民心。张振武常趁敌人炮击间隙,率卫队骑马游街,向市民宣示保卫武昌的决心,武昌得以保住。
武昌首义,乃湖北革命党人处在生死关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占领武昌后,政事上无人可用。刘公情急之下,求助于表弟陶德琨,陶德琨推荐出汤化龙、张国溶、胡瑞麟三人。这其中实在有着太多的历史因素在里面,而决不是个人的功过是非。难得之处在于:陶德琨并不因自己第一次的“援引失察之责”而畏缩,仍出于公心地于第二次推荐出冯开、傅立相二人。这二人在守住武昌的关键时刻,没有辜负陶德琨的推荐,发挥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这对于陶德琨来说,亦是一种欣慰。
那些天里,刘总监察每日巡视各防区鼓励将士,常于夜不成寐时,向陶德琨说革命必能成功,武昌决不会失守的话。陶德琨问他其中的理由,刘公说:当初他回武汉负责地下工作时,首先在武昌的雄楚楼,继而在汉口的汉兴里得了房屋作为秘密机关的办事之所,他就认为这都是预示的佳兆,革命事业必会成功。他说:武昌能首义,就是“雄楚”；清朝能推翻,当然是“汉兴”。况且他初在东京学习革命时,有孙文作导师；回鄂实行革命,又有孙武任军务,所以他有革命必成的信心。今日必须坚守武昌以待胜利。陶德琨说:预兆虽属迷信,但是你的忠贞爱国之忧,确是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