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陶德琨在辛亥革命时期(2)
辛亥革命网 2012-07-05 00:00 来源：湖北文史 作者：陶耀乐 陶耀善 查看：
湖北的革命党人惨淡经营,无法解决革命的活动经费问题。而刘公身上的钱也用光了,眼看年关逼近,便来找表弟陶德琨想办法。
陶德琨想出了一个计谋。留学美国八年,陶德琨尚未回家。春节之际,陶德琨回襄阳省亲,借到姑母处拜年的机会,向姑父刘子敬打打主意。
刘子敬以武举人的身份,在家中教了一些武学,爱驰马试剑。他因继承其先父刘荣达的遗产甚丰,可算是襄阳县的一个大富翁。但是,他对于钱财不厌其多,总乐于和人谈致富之术。
陶德琨年幼的时候,在诸表兄弟中就被姑父刘子敬认为是一个最可爱的孩子,见了面,总是喜欢和他说话,他也最能了解这位姑父的性格。这次相隔十年,才得以重聚,而且因他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更乐于同他叙谈。刘子敬详细问到欧美各国的种种风情概况,以及国内目前的若干问题,并且由此谈到他对子女辈的展望等等,似乎想同这个喜爱的内侄有所商量。
如此一来,正中陶德琨下怀。他当然绝口不谈革命,只是投其所好,谈些“升官发财”的办法。故意曲解《四书》上所谓“生财有大道”的学说,进言道:农工劳苦而获利甚少,商贾风险大而致富亦不易,未若出钱捐官,既风光体面,又一本万利,才是生财之“大道”。
刘老先生大觉有理,连忙问计。陶德琨说:“清政府坏到了极点,尽量设法吸取人民的财富,规定人民可以拿钱买官做,做了官就可以发财；官做得越大,可以发的财就越多。若能有几万两纹银,捐个‘道台’,便可当大事,坐大轿,称‘大人’。那时,一呼百应,威风凛凛,那白花花的银子还怕不送上门来吗？所以,‘生财有大道’之学说,总算最符合现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了。”
两人不禁因之大笑一场。陶德琨见时机已到,立即再进一言道:“仲文表兄留学日本多年,经纶满腹,只是眼下时运不济,苦未得售；您老人家只要拿出两万两银子,给表兄捐个道台,还怕仲文兄不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刘老先生虽然有钱,但是他的钱是不肯轻易拿出来的,哪知听了陶德琨的这番谈论后,竟慷慨应允。隔不几日,便将纹银二万两汇至汉口,并托陶德琨代办一应事务。
刘公得知消息后大喜,盛赞表弟一段绝妙辞令,居然将老头子的思想彻底打通了。几天后,即与陶德琨同行,到了汉口,将银子取出,拿出一万两银子开销革命活动之急需,另一万两银票仍交陶德琨保存。
刘公拿到这笔钱,将他在汉口汉兴里的住所、在武昌雄楚楼的公馆、黄土坡下面的同心酒楼,以及由他联系的武汉各秘密机关和各位同志等应支付的费用一一安排,大家自然都能随心所欲,放手进行各项工作。
为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新军内发展组织,相互之间常有矛盾,给革命运动的进展带来许多副作用。共进会原出于同盟会,文学社亦服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虽分两派,实属一体。对双方均具有好感的同志,看到这种现象,便力图促进彼此的合作。刘公、蒋翊武等双方的领导人也都意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做了许多努力。至1911年秋,各派组织之联合,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交秋以后,因人多口杂,种种秘密情况不免有所外露。这时,朝廷御派的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路过武昌,将鄂省的新军调了一部分随带入川。革命党人便趁此武汉空虚的机会,急谋发动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