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陶德琨在辛亥革命时期(4)
辛亥革命网 2012-07-05 00:00 来源：湖北文史 作者：陶耀乐 陶耀善 查看：
10月10日晚上6点多钟,城外清军混成协辎重营燃火发难；晚上8点左右,城内熊秉坤率领工程营党人鸣枪起事,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武昌起义爆发。其他起义军队纷纷响应、参战,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全城。湖广总督瑞澂逃走。这是刘公根据当时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当机立断,要求提前起义的结果。比第二次决定的10月16日提前6天。这亦是历史记载的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日也随着刘公的决定而定格在10月10日。
夜晚8点多钟,陶德琨听见城外三声炮响,继而又见城内一处冒起了火光。这正符合他们早先制定的起义预约计划:即城外一有炮声,城内举火为号以应之。城外三声炮响是炮八标放的,意在提醒观望者即刻行动。
约在半夜时分,陶德琨就看到一批一批的军队经过他的大门口,拖着大炮,吭咔吭咔地由黄土坡上往下直奔,并大声叫喊:“拖到阅马场,上蛇山,向制台衙门开炮！”他的住所距阅马场不过千百步,楼上卧室的东南两面窗户都对着蛇山。天放微光时,他即望见蛇山上竖着共进会的十八星大旗,并听到了向总督府开炮的隆隆炮声,而外面却没听到激烈的枪声。他当时便判断,敌人未必能够作出有组织的抵抗。他一夜没睡,和家人们烧了很多开水,准备在大门外置茶水缸一口,为经过的起义将士和同志们作解渴之需要。等候到中午,不见有人来传递消息（他尚不知道孙武配制炸药时,已被烧伤；刘公此时还在汉口,均被长江阻隔,未能到武昌）。
午饭后,陶德琨便带了住在家里的亲友邱国翰、冯开、傅立相等人,叫他们都在左膀系上白布,出外由黄土坡下走向阅马场,到咨议局去检查和了解情况。他在咨议局内一个贴有“临时制旗组”字样的大房间内,参与指导百十个裁缝赶制十八星的革命旗帜。
10月12日,汉口新军党人起义,占领汉口。刘公终于可以渡江了,下午来到鄂军政府。党人们都很高兴,一致推他主持“谋略处”工作。接着,刘公来陶德琨家,共进会机关也随之由汉口的汉兴里迁至武昌黄土坡陶家的花园洋房。此后的二十天里,革命党人的多种政治、外交、理财、民事问题的决策,都是聚集在这里开会,经刘公、陶德琨同代表们筹商得以作出的。
刘公向陶德琨讲述了这几天的各种情况,并说现时最感无人办事之苦,表弟与咨议局有密切关系,务望将局中能办事的人推荐几位出来,以便共襄大业。
陶德琨考虑了一番,心想:自己与咨议局的关系虽然只有几个月,但觉得其中几个常相往来的主要人物,他们的能力都高于自己,而且都是写作高手,熟于公务的人才。于是,他推荐了汤化龙（咨议局议长）、张国溶（咨议局副议长兼汉口商业学堂的监督）、胡瑞霖三人。
刘公当即派人去邀请汤化龙,没能找到。陶德琨便亲自去找,在时象晋家中找到了。时象晋是陶德琨经心书院老同学时功玖的父亲。陶德琨知道汤化龙是立宪主义者,与革命党人的意见不合,尚无往来；只因刘公和自己的亲密关系,恳切要求急速推荐能办事的人才,因而力劝他出来共同建国,主持大计,并预言将推举他为民政长。1917年,汤化龙果然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内务总长,也相当于民政长了。从这点上来说,陶德琨的眼光还是挺准的。
汤化龙出来后,见军政府中只有军令、军务、参谋三部,他就添了一个政事部,在政事部下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七局。汤化龙自任政事部长,七局则以黄中恺任外交,舒礼鉴任内务,胡瑞霖任财政,陈登山任司法,马刚侯任交通,阮毓崧任文书,张国溶任编制。由于刘公、陶德琨等人共同努力,起义后第一个雏形的责任内阁很快形成,他们又共同邀请陶德琨担任造币厂总理。
陶德琨怀着对武昌革命成功的喜悦和对未来中国的憧憬,在造币厂设计、铸造出一种十八星旗的铜币和一种孙中山头像的银币（均为样币）。
政事部属下各局于10月17日发表后,因为其中没有一个局长是参加首义的同志,引起了众党人的不满,纷纷聚议,都认为汤化龙心怀叵测,中有诡计:如果革命能够成功,他可以独揽大权；万一革命失败,清政府打回来,他也可假以“保境安民”为词,减免他“革命造反”的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