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陶德琨在辛亥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网 2012-07-05 00:00 来源：湖北文史 作者：陶耀乐 陶耀善 查看：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仁人志士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心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与历史责任感,自觉地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多少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牺牲个人家庭幸福,追求祖国独立富强。即使是远涉重洋,去国万里,他们也是日日夜夜关注民族的命运,时时刻刻倾听祖国的呼唤。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却没有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他们的事业与生命都是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我的祖父陶德琨就是如此。
一
1905年8月20日,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日留学的刘耀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刘耀参加“同盟会”后,改名刘公。
1906年5月,黄兴给孙中山来信说,湖南萍醴地区正在酝酿一次起义,要求派一批留学生回国协助。11月,刘公被秘密派回国内。他先到达长沙黄兴处,然后化名刘湘,赶往浏阳,途中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并见绿营兵到处捉拿革命党,便又返回。黄兴得到消息,即令党人迅速转移,并派人护送刘公回鄂。刘公回到湖北后,联络、发展了一批革命同志。
1907年2月,刘公到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向孙中山汇报了湖北的情况。因清廷已令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方交涉,3月4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去了南洋。
孙中山离日后,黄兴随后也离开日本。1907年9月,一部分同盟会员和旅日学生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发起人为湖北的刘公、居正、彭汉遗、孙武、杨时杰、郑江灏；湖南的焦达峰、杨晋康；四川的张伯祥、何枢垣、吴香墀、郭襄臣、喻培伦；贵州的王武；云南的吕志伊；安徽的方汉城；浙江的傅梦豪；广东的聂荆、孙光庭、陈兆民；广西的刘玉山等；江西的邓文等。其理由以同盟会缓不济急,须另组实行团体,联合内地会党,即日起事。但仍以同盟会宗旨为宗旨,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在共进会成立会上,推张伯祥为会长。
1908年间,张伯祥、孙武、焦达峰、聂荆、刘玉山等人先后从日本回国,分头到各自省活动。邓文继任会长。孙武、焦达峰启程时,会中同志在富士酒楼设宴饯行,邓文以诗送别。不久,邓亦回国。所遗会长职务,由刘公继任。
共进会各成员为了实践诺言,都纷纷回国实行革命。1910年秋,刘公携十八星旗及革命文件也离日回国。
在陶德琨归国之前,姑表兄刘公已经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多处,为联络军学各界之所,计划有关起义的各项准备。他先在武昌城内楚雄楼租了一栋大房子,用他叔父刘子灵的官衔,以“度支部郎中刘公馆”的大红纸条张贴在大门口,借以掩护屋里的机密工作；又在汉口俄租界汉兴里租了一栋楼房,为自己的住所；并请他忠实的同志邓玉麟在武昌城内的军营附近、黄土坡下面,开设了一个“同兴酒楼”,专为联络新军士兵和军界的同志。
藩署财政顾问官虽系一虚名,陶德琨却因此获得居住黄土坡半坡一幢花园洋房之权。该洋房原为鄂督张之洞为武备学堂德国军事教官修建的住所,有十余间宽大楼房,院内花木繁茂,幽静宜人。表兄刘公见他归国,定居在这里,乃十分高兴,连日找他共商大计。此后,这里亦成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一处秘密策划场所。刘公、孙武、潘善伯等常来此商谈机要。
湖北革命团体的经费开支,大多靠自己筹集。这些革命志士为了筹措经费,可谓煞费苦心。居正、焦达峰、孙武、邓玉麟、黎先城、周文海等人,曾经去居正老家广济的庙里盗金菩萨。得手后,由周文海背着先走,其余的人断后。不料途中遭遇蕲州捕快,焦达峰以为盗佛的事被发现,只得将金佛弃于田中而去。湖南同志邹永成来鄂,见革命活动经费紧张,便说他的婶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藏有许多金银首饰,如能想办法取之,可充革命之用。众以为然,便由邓玉麟托三十一标军医江正兰配了迷药。邹永成买了瓶好酒,将药下在里面,骗他的婶母说:“侄儿要远行,特来与婶婶话别。”两人在屋里吃酒,孙武、邓玉麟则在外面等候。许久,邹婶母依然谈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邓玉麟说:“药不灵,碍事。”此计无效,邹永成又将婶母的幼子邹安众骗到汉口,非要婶母拿钱来赎,好不容易才得了800块钱。这些钱如杯水车薪,不能解决革命经费的大问题。况且,他们本人的生活也陷入困境,如邓玉麟、孙武和焦达峰把衣服都典当了,天天饿肚子,以至于想有个面包吃吃都得不到。他们三人,每人仅一身短衣,长衫只有一件,是公共用品,谁出门办事谁穿,汗衫在睡觉时脱下,由孙武的夫人连夜浆洗,日出晒干,才能起身出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