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7)

   宁波在开埠前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城市。1844年开埠后到19、20世纪之交，宁波的城市经济结构中，商业比重远远超过近代工业。据统计，当时宁波已拥有80多种商业行业，从业人员达二三十万人，而工业直至1914年时全市还不到20家企业唿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宁波己拥有新式企业不下150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部门。福州在晚清以轮船制造闻名，由此带动了闽江航运业的发展。但是，在民国时期，福州华资商办实业的主导却是电力工业。1911年商人刘崇伟成立‘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到1912年3月，己获利颇丰。从此投资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17 -1926年，“每午纯益额大体保持在15万元左右”⑨。电力工业的发展，为福州的木材加工业、机器修造业、碾米业、制冰业、动力印刷业、机器染织业和造纸业等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素以丝绸名扬天下的杭州。辛亥以后有了较大增长。从1912 -1920年共增加织机1060台哦湖州、嘉兴、绍兴、宁波、温州等地的丝绸业，在此期间也有较大发展，如湖州所产“湖绉”自1914 -1919年间，年产增至90万匹，产值达三四千万元，不仅销售全国，还远销国外%辛亥革命后，浙江急剧兴起了新的工业部门—针织业。据统计1915年全省从事针织品的大小企业共2745家。年产值达874865元，制造家数占全国各省第4位，工人数占第2位。

   其次，辛亥革命为加速农村经济的变化和促进城乡经济联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东南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作为城市腹地的东南农村，在辛亥革命后借助商业交换扩展的有利环境，普遍出现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趋势。1930年代前后，东南五省大种棉花、茶叶、烟草、蚕桑、瓜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有的形成了一个乡以棉花种植为主而稻次之的局面，如江苏宝山的月浦。有的更以一县的农作物以棉花为大宗。如江苏上海县。1936年。江苏一省的棉产量占全国61 10~。浙江素以产茶著名，1933年全省有63县市植茶约57万亩④。江西瑞金、广丰、黎川、广昌、会昌等县，抗战前遍植烟草，“多由粤闽两省商人购运南洋等处推销”唿至于安徽之药材、苏浙之蚕桑、上海近郊之花卉果蔬，更是极一时之盛。可以说，东南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的商品化；而农村经济日益依赖市场，则为城乡经济的联动体制拓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生命活力。这种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城乡联动结构越强固越发展，自然经济的分解也就越深入越加速。 

  东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变化，还反映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垦公司发展这一侧面上。南京临时政府在“振兴实业”的同时，也鼓励垦殖荒地。1914年，北京政府更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对开垦的地域范围、类别均作了明确规定。对呈请开垦的个人或法人、提前垦竣年限者，均分别给予地价优惠⑨。在政府奖掖下。辛亥以后的10余年间，全国农垦公司从晚清时的90余个迅速增至300多个，其申东南五省共有130个Q占了1/3以上。 

  除以上三方面的结构变迁外，若再把社会生活方式（包括习俗、服饰、称谓、剪辫、放足等）、社会意识和价值判断等估计进去，就更能看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既扫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强加于社会进步的种种障碍，又确定了政体共和化、政治运作民主化、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化、社会平等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虽然，尔后的袁世凯政府乃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实行过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但总体上仍无法改变由辛亥革命所确定的社会转型趋向。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准备、转折、发展、成型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结构在各个方面的变迁既有相互渗透、互为制约的情况，也有各自对转型整体起不同作用的独立地位。大体上说。经济是基础，只有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上升为主导的决定的地位，才能说近代社会转型已基本实现。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代，社会转型还远未成型。但是，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及其上层建筑的结构变迁若领先转变，对经济和社会构造的变化就会产生重大的推动和影响。辛亥革命酌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正在于此。它对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远远超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影响和作用力。“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上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因为随着辛亥革命。中国社会才发生真正的结构上的变化。”这是我在1981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的看法。当时，参加这次讨论会的美国学者柯文。闻之惊喜。后来他撰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在第4章第70个注释里特地记下了这个看法。但他把时间误记为1979 -1980年之交。    重温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必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术界早有不同意见。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版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著作，大多以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作为开端。著名近代史专家郭廷以教授所编著的《近代中国史》说，“始于16世纪葡人东航”⑨。后来他撰著的<近代中国史纲渡第一章为“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作为全书的大背景，第二章“西力冲击（上）”起迄年代为1830 -1850年，第四章“西力冲击（下）”为1850 -1860年显然不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①。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方面的历史学家比较早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尚钺教授。他认为1644年清军入关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开端则有割断中国历史的危险。开端问题本身是个学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可是尚钺教授的学术观点却被当作政治问题，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吱声。    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开端。大约始于扣世纪30年代。当时，有些学者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促使他们反思历史，所以一反以往研究视野，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例如1935年出版的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