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5)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沈渭滨 查看：
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国的政治构架、政体规范和行政运作程序的转型，就是从辛亥革命否定了以君主专制政体为核心的“朝代国家”形态开始的。如果历史学家不去追寻社会政治和国家形态的过去和现在、行动与结构的交融渗透、延续和变迁。而以简单的“廉价胜利”去估量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夫败，那就很难说明这场伟大革命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结构方面看，晚清社会仍按职业不同、地位尊卑，分成士、农、工、商四大群体。虽试的读书人构成。而是掺入了大量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培养的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据清政府学部统计，截止1909年，各省新式学堂的在校学生达1626720人：农民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农村村民，因城市近代化而发生分化，有的流入城市成为苦力，有的改变经营方式而成为商贩：工界中一部份手工业者因破产而变为城市贫民，一部份则成为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晚清上海的产业工人虽来自于农民、无业游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等庞杂社会成员，但由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这部份，却构成了早期技术工人的主体商人群体中，出现了为洋行服务的买办，一部份人则因投资近代工业而转化为工厂主。由于商业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日见重要，晚清社会至迟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绅与商结合的新型群体一‘绅商”。上述四民社会的变化，在东南地区都有明显的反映。
必须指出，这种变化在辛亥以前还没有达到群体易位、尊卑有序破裂的程度。即使像‘绅商’这个复合型的群体，“绅”仍列于“商”前，反映了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不得不托庇于民间社会最高层的士绅而获得‘体面商人”地位的事实。以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为例，总理严信厚、副总理周晋镳、毛祖模等。都以经商起家而成为实为雄厚的资本家，但同时又有清政府赐予的花翎顶戴和虚衔鼍“上传官府之德意，下达商贾之隐情”，周旋于官场、商界之间q江苏的张謇，人称“状元资本家”，可谓“绅商”典型。但他却申明自己是“言商仍向儒”，无怪后人为他作传时会说他“自士林出发，经过商贾又回到士林。”‰至顶礼膜拜“皇帝爷”的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虽然因科举废除而在社会价值观上有所异化，但传统的力量依1日“像梦魇一样拖累着近代中国社会迈进的步伐。”
辛亥革命扫落了皇冠。赶走了皇帝爷，也就冲破了传统的社会群体结构。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商人地位由四民之末急遽上升。原先盼‘绅商”，随着民国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倾斜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随着旧朝覆灭和“重农抑商”传统政策的破解，“绅”的一面逐渐淡化，“商”的独立一面渐趋增强，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以企业家或资本家的身份，获得了社会尊崇。仍以上海为例，1912年2月，由上海商务总会其前身即上举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的上海总商会，其主要领导人虽然仍属“绅商”型人物0但因清帝逊位而解除了束缚，便开始争取商界代言机构的地位。他们既要求在名份上实行官商平等行文，又在行功上倡建全国商会联合会，以民间商会代替前清时代以官控商的体制，反对政府苛捐杂税，为商民请命。1920年，上海总商会领导机构换届，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年轻的资本家、企业家进入领导层鼍“绅商”型人物占据领袖地位的历史终告结束。“绅商”的名称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从‘四民之末”到托庇士绅而被视为‘绅商”，这是社会进步中商人地位的异化：从‘绅商”淡出社会历史舞台到新型企业家和资本家成为商的主体，这是社会大转折后商人地位的飙升。这就是辛亥前后社会群体结构变迁，在一个阶层上经历准备与转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