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辛亥革命与中国的社会进步(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 作者：袁咏红 查看：
改良派与革命派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在要不要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改良派无疑是错误的。革命派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反对民族革命的谬论，指出因革命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吾因爱和平，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5]只有革命才能救亡“欲求免瓜分乏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困者，以中国政府自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6]。他们还指出如果背离民族革命、民主革命而谈爱国、谈国家主义，其实质仍是“保皇主义”、“服从主义”、“奴隶主义”而已。
革命派指出腐朽恶劣的君主专制政体应被改变，宣传“政治革命”就是“国民革命”，这是大势所趋，“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是恶劣政治的根本”，必须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他们分析地主阶级垄断土地的不合理性，“地主之流弊，不特使贫民限于地棘天荆之苦况，抑为商工界之一大障碍物，可断言也……然则救治之法如何？惟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不许人民私有土地而已”。他们同时提醒人民，不可盲目效法西方的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命脉不能“为一二私人所垄断”，称托拉斯为“未来之大毒物”。
由于辛亥志士坚持不懈的宣传和斗争，民主、共和、平等的进步观念逐步在中困社会传开，这不仅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南京政府的成立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也使其后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无由得逞，并为新文化运动奠走了基础。
三、辛亥革命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当改良派对封建专制制度修修补补时，孙中山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可救药，“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与闻之权：其身为官吏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至于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民以惧死刑，不敢从事。所以中困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因此他坚定地主张“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