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故事在国内外的早期传播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一项伟大奇迹。90年来，长征故事代代相传，长征精神历久弥新，其传播自长征途中发轫，并在革命进程中形成了多场域并行的格局，进而塑造了长征叙事的核心框架与传播路径。据此，本文立足革命战争年代，从革命根据地、国统区、海外三重空间切入，回溯长征故事的早期传播轨迹，以期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历史借鉴。

　　在革命根据地的传播

　　红军长征故事在革命根据地的早期传播，始于长征途中的战地动员与口耳相传，在红军落脚陕北后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文本传播形式，其传播过程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同频共振。

　　长征途中，红军故事的传播与行军作战深度融合。面对恶劣环境与敌人围堵，指战员通过战前动员、行军途中的英雄事迹讲述、沿途张贴标语传单、战地报刊刊发等形式，将长征故事与革命信念传递给红军战士和沿途群众。例如，红一军团政治部主办的《战士报》作为长征途中的核心战地报刊，持续刊发战斗捷报与英雄事迹。1935年12月，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该报刊发《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成为最早对长征进行全景式叙述的重要文章。文章赞颂了红军将士“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不死的身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朱瑞：《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红一军团政治部编：《战士报》，1935年12月30日）。刊发后迅速在红军部队掀起学习热潮。时任红一师第三团政委肖锋在日记中记载：“朱瑞主任的文章，的确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几个团领导研究后，决定由政治部通知各营、连队，认真学习座谈”（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3页）可见，在长征途中，叙述长征故事就已成为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方式。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会议上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论断高度概括了长征的伟大意义，为长征故事的传播奠定了基调。（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为系统留存长征史料、扩大长征的影响，在毛泽东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共同推动下，《红军长征记》的编纂工作于1936年10月正式启动。其收集的稿件多来自长征亲历者，且“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内容真实还原了长征的战斗历程、英雄事迹、军民关系等。（《红军长征记·出版的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后，这部定名为《红军长征记》的著作便作为长征故事传播的核心蓝本。从抗日战争中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军区政治部、新华书店、根据地出版机构参照这一蓝本编印、发行了数十种长征故事通俗读本。其中包括胶东军区政治部1944年版《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韬奋书店1945年版《长征的故事》、晋察冀边区1947年版《中国红军长征故事》、东北书店1948年版《长征故事》等。这些读本以生动的故事形式还原长征英雄事迹，成为干部和群众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1947年编印的《长征故事》，在“编者的话”中明确要求各连队将这些故事作为政治课程向部队讲述，“提高大家在胜利前进中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长征故事》也在前言中强调该书是“革命传统的教材”，号召指战员学习红军的优良传统。

　　除上述外，各革命根据地还通过戏剧、说唱、墙报、群众集会等多种大众化形式将长征故事传递给广大群众，让其从中了解中共的革命宗旨与抗日主张。总之，在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故事的传播实现了从亲历者口耳相传到系统文本的转变，有效凝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教育了群众，为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夺取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在国统区的传播

　　红军长征故事在国统区的早期传播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新闻封锁与舆论“围剿”中实现的突破式传播。

　　长征期间，敌人散布“红军覆灭”“赤匪流窜”等虚假宣传，对红军相关信息实施全面封禁。在此背景下，进步知识分子、爱国记者、中共地下组织通过报刊连载、文集出版、秘密传阅等多种方式，冲破信息壁垒，将长征的真实事迹传递给国统区民众，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反面叙事。例如，1935年7月至1936年5月，《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西北地区实地采访，写下26篇关于红军和红军长征的通讯，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并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正式出版。这是在国统区“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丁晓华：《长征叙述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内容涵盖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等事件，还原了红军的行军路线、政治主张与军民关系。该书出版后在国统区引发抢购风潮，短短数月内连续印刷9版，发行量达10万余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国统区的舆论环境有所松动，长征故事在国统区的传播进入新阶段。例如，1937年7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幽谷”，在上海《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发表《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第一篇在国统区全面介绍红军长征全貌的文章。该文核心素材均取自尚未正式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原稿，生动还原了长征途中的英雄事迹与红军将士的精神风貌。文章发表后迅速在国统区引发轰动，半月内便被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全文转载。后续出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八路军行军记》等多部著作均以此文为蓝本改编加工，成为长征故事在国统区传播的重要源头。类似地，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由黄峰编辑的《长征时代》。编者在“编者小记”中热情赞颂长征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行军故事。文集收录了《抢桥》《雪山行军的插话》《从甘肃到山西》等多篇长征亲历者的纪实文章，生动展现了红军将士崇高的理想信念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此外，通过《记红军》等篇目刻画了红军“以全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的形象，打破了社会上对红军的种种偏见。

　　此外，外国在华记者与友人的纪实作品也助力了长征故事在国统区的传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1936年，他秘密进入陕北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实地采访，获得了大量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红星照耀中国》在上海秘密出版，成为长征故事在国统区传播的标志性事件。该书出版后通过节选转载、秘密翻印、地下传阅等方式，迅速传遍国统区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国统区热血青年通过这本书了解了长征的真实历程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并投身于革命与抗日救亡事业。

　　总之，在舆论“围剿”的国统区，长征故事的早期传播搭建起了国统区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桥梁，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社会舆论基础。

　　在海外的传播

　　红军长征故事的海外早期传播，是中国革命叙事走向世界的重要开端。它以中共海外组织的主动宣介为先导，以国际友人的亲历记录与著作译介为核心，通过多语种传播、多渠道发行，将长征这一人类壮举传递给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红军长征故事海外传播的首要推动者。1936年3月，陈云化名“廉臣”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续通过《救国时报》等平台广泛传播，成为向全国、全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纪实著作。文章以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视角，生动记录了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至渡过泸定桥，历时8个月、途经6省、行程12000里的长征历程。该书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东南亚的华侨群体与国际进步人士中广泛传播，成为海外了解长征的首个权威文本。此外，《救国时报》作为中共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海外报刊，是长征故事海外传播的核心阵地。1936年12月至1938年1月，该报用43期的篇幅连载了邓发（化名“杨定华”）撰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山西》，完整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后半程。不久之后，《救国时报》将《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山西》三部核心著作结集为《长征记》出版。这部合集的出版填补了海外舆论对红军长征全程认知的空白，让长征故事在海外华侨与国际进步群体中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

　　国际友人也推动了长征故事的世界性传播。1937年10月，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在伦敦正式出版，首次向世界完整、全面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该书出版后立即在国际上引发轰动，短短一个月便连续重印5版，上市数周销量突破10万册，成为当时英国远东题材最畅销的书籍。随后，该书被翻译成法、德、西、意、日、葡等数十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发行，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长征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本。除斯诺外，瑞士牧师薄复礼1936年出版的《神灵之手》，是西方世界较早出版的长征亲历记。作者以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的亲身经历，真实记录了红军的行军历程与精神面貌，在欧洲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海外社会了解长征的重要补充文本。上述著作的出版深刻改变了国际社会、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也影响了多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阅读《红星照耀中国》后，直接推动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通过长征故事了解中国革命与抗战实情后，毅然投身中国革命事业；海外华侨通过长征故事，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并纷纷为国内抗战捐款捐物。

　　总之，红军长征故事的海外早期传播，让长征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事件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军事史诗与人类精神奇迹。这不仅打破了西方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偏见和误解，争取了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抗战支持，更让长征所蕴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作者：许彬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