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与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平壤建立了驻朝鲜办事处，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派驻国外的临时代表机构。朱理治不仅参与了办事处的创建，而且在该办事处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负责其主要工作，为中朝友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独特的“平壤利民公司”

　　1946年8月，朱理治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到达北朝鲜，着手建立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

　　他们同朝鲜共产党中央和驻朝苏军司令部进行了会商，征得他们对在平壤设立办事处的理解和支持。此前，已有大连地下党、南满部队、胶东部队等分别在平壤或其他地方设立的临时性办事机构，朝方也希望把这些机构统一起来管理。这样，他们到平壤后，即按照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将所有这些在朝机构统一组成一个“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东北局确定办事处采取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对外公开的称号是“平壤利民公司”。在明确了办事处的性质、任务和组织机构的大体框架后，萧劲光于9月返回哈尔滨，朱理治则留在平壤，担任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朝全权代表，并负责办事处的领导工作。

　　“平壤利民公司”位于平壤大同江西岸沿江大街钗贯里104番地一座四层大楼上。这座大楼原来是华侨开的饭店，称“东华园”，为朱理治和办事处办公的地方。机要室电台也设在这座楼上。离它不远，另外还有一座两层高的楼，是办事处的招待所，称“西华园”。

　　平壤办事处下设秘书、商务、运输、会计和总务等职能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并设有电台，保持与国内的经常联系。工作人员有近百人，另外，还有担任朝文和俄文翻译的专职人员。

　　为适应形势需要，办事处还在北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置了四个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是从国内各根据地抽调的。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量的大小进行配备，其中罗津办事处有干部百余人，装卸工人500多，是分办事处中人员最多的。

　　平壤办事处及其分支机构的任务和职能基本相同，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工作又各有侧重。关内（包括大连转运）的过境人员和物资，大部集中在西海岸的南浦；伤病员及战略物资的转移以及沟通南北满的运输任务，主要集中在鸭绿江边的新义州和满浦；粮食、食盐、布匹和煤炭的运输以及部分过境人员，主要集中在东海岸的罗津；重要的涉外事务和商务谈判，基本上集中平壤。

　　朱理治作为东北局在朝鲜的全权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驻外“大使”。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同朝鲜的党政领导人及有关主管部门进行了大量的频繁的往来，领导办事处圆满地完成了东北局交付的任务，主要有五个方面：（一）完成了伤病员的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二）完成了物资转运和过境人员的输送任务；（三）向朝方求援和采购了作战物资；（四）建立和发展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

　　陈云亲临办事处

　　朱理治在驻朝办事处的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东北局分管后勤的领导陈云的直接指导。1946年9月初，朱理治和萧劲光刚到达平壤，就接到陈云来电，就东北解放区与北朝鲜双边贸易与经济合作问题发出指示。电报要求他们出席与朝鲜政府的会谈，东北局不再另派人去。在会谈中要提出换入的东西主要是布匹、棉花、鞋子、毯子，还有铁路、煤矿、发电厂所需的火车车头、零件、机器、桥梁材料、油料，以及食盐、火柴，具体数字根据我方能运出的粮食及对方能提供的物资拟定；要相机提议与朝鲜合办纺织厂、鞋厂、火柴厂等；要提出我方在朝鲜设立商店，并一切遵守当地政府法令；要强调保持朝鲜对大连、安东的海陆交通运输线。这一电报，赋予了办事处同朝方接触的权力，并指示当时要做的工作。

　　1946年10月底，东北局为加强对南满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粉碎的进攻，减轻北满根据地的压力，形成对敌作战的有利态势，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由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11月3日，陈云和萧劲光离开哈尔滨，乘火车取道北朝鲜前往南满。专列上还带着朱理治的夫人苏菲，她抱着刚生下五个月的儿子朱佳木，朱理治的副官杨希富、公务员李凤岐也随同前往。火车7日晚经过牡丹江市南面宁安县境内的老爷岭，停在一个叫斗沟子的小站上，等待前面装载着粮食的火车多走出几站地，以拉开距离。可是那列火车爬上陡立的山坡后突然失去控制，从高高的半山腰上向下滑落，越退越快，隆隆作响，眼看就要撞到停在站台的陈云乘坐的专列上。这时已经吓得不能动弹的车站站长冲着他儿子大喊：“快扳道岔！”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冲上道轨，奋力扳开道岔，刹那间，那列从高坡上滑下来的火车顺着岔道头栽进山谷，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十几节车厢以不可扼制的力量冲进山谷，钢轨和枕木像梯子一样竖立起来，一袋袋粮食、白面散落沟坡，到处都是。陈云和萧劲光都走下车来，看到了这一惨状。那列跌进山谷的火车，由于少年搬开了道岔，与他们的专列掠肩而过，中间仅有两米距离，真是危险极了。萧劲光对那个少年说：“多亏了你呀，应该给你记一大功！”

　　事后得知，这是一起反动分子制造的事件。陈云的专列又退回牡丹江市，等了两天，铁道抢修好了才又前进。10日，专列经图们进入朝鲜，被挂在朝鲜客车上，沿着半岛的东北海岸线缓缓行进。15日抵达平壤时已是晚上，朱理治带办事处的两辆小汽车、一辆客车到火车站迎接。这是朱理治十分高兴的一天，不仅迎来了主管领导，可以当面汇报、请示许多重大事宜，还接到了苏菲和他尚未见过面的儿子。

　　陈云在办事处待了五六天，忙着处理朱理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陈云和萧劲光会见了金日成，商谈双方进一步合作的事宜，还会见了经平壤准备去图们的大连苏方经济负责人，同他商定北满运往大连交换苏联食盐、布鞋、火车的五千吨麦子、二千吨猪肉的运输路线及在图们的交换问题。22日，陈云致信在哈尔滨的东北局负责后勤工作的王守道、叶季壮并朱劭天，指示有关用五千吨小麦、二千吨猪肉与苏军管理下的大连交换食盐、火车零件等物资及通过北朝鲜运输的问题，并指出：火车零件种类多，必须派专家去大连具体谈，去前要与朱理治、韩光联络好。朝鲜方面要一千吨小麦，已答应12月份交货，换何物资和比价问题由朱理治与对方具体商量。过图们时，之所以提出每月发运二千五百吨粮食给朝鲜，是因为听说他们粮食困难，到这里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故这批粮食改由朱理治机动使用。北朝鲜已有自己的经济计划，“他们比我们的环境与工作条件好多了，比我们正规多了”，“首先与我们区别的一点是和平环境”，“他们正在修铁路”，“正在整顿工厂、计划原料”，工业已由军需转为民用，物价涨得也慢，“工作朝气是很好的”。“我虽在此停留五六天，但观察确觉有相当根据”。

　　陈云为了到南满后可以全力以赴地工作，就把此次与他同行的夫人于若木与孩子留在平壤，委托给朱理治和办事处的同志照管。23日，陈云和萧劲光等离开平壤，于26日抵达中朝边境的满浦，第二天到达辽东军区总部和辽东省委所在地临江。不久，在陈云、萧劲光领导下，开始了四保临江的战役，不仅巩固了以长白山为依托的南满根据地，还配合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粉碎了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友好的使者

　　朱理治在驻朝办事处期间，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建立了真诚的同志式的友谊，得到他们对办事处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金日成当时三十五六岁，精明干练，励精图治，有政治家风度，正忙于建党、建政、建军等工作，很注意团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因为早年曾在中国参加革命，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对朱理治说：“中国的事情就是朝鲜的事情，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还说：朝鲜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由来已久。

　　每有陈云、李富春、李立三、萧劲光、朱瑞、刘亚楼这些东北的重要人物来，只要朱理治出面一联系，金日成都安排时间，亲自接待。原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也分别到平壤来过，金日成都盛情款待。

　　金日成比朱理治年轻五岁，待朱理治如兄长，在交往中不拘外交礼仪。电话中有时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同志那样互称，平易而亲切。他们聚在一起时聊天，很谈得来，能聊上很长时间，到了吃饭时间一起吃饭。金日成办事时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还给朱理治出主意想办法，帮助向苏军要东西，第五批“礼品”就是他主动提醒朱理治去请求苏军支援的。

　　当时跟随朱理治的公务员金斗荣回忆道：

　　朱理治比金日成大几岁，金对朱理治非常尊重。他们之间几天就要见一次面，平时也多有电话联系。金的副官姓李，每次都是他先拨通电话，说：“委员长有电话找朱代表”。这边一般是我接电话，马上去请首长接听。有一次首长正忙，晚接了几秒钟，我听到那边的声音：“我是金日成啊，朱代表吗？”我赶快回答：“我是副官，首长马上到。”朱理治每次去金日成家，都是我提前打电话给他的副官，说朱代表要去见委员长，等那边做好安排我们才动身。有一次，金的副官来电话说：“委员长约朱代表明天打猎去，去成川郡打猎场。”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他们边打猎边谈。

　　朱理治和金日成两个家庭之间也有密切交往。金日成夫人金正淑不仅有经过战争锻炼的军人气质，还是个贤惠温婉的贤内助，有时金日成留朱理治在家里吃饭，她就亲自下厨房，待人热情且彬彬有礼。听说朱理治夫人苏菲从东北来了，她主动提出请苏菲来家做客。她和苏菲在一起时如姐妹一般亲切。1947年端午节那天，她又请苏菲带孩子到家里来一起包粽子，吃艾饼，给小孩子佩香包，插艾条和菖蒲。金正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949年秋天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因产后风不幸逝世。

　　朱理治同北朝鲜位居第二的领袖人物崔庸健也时常来往。崔庸健1922年流亡到中国，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六区队长，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被派到东北，从事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1933年任饶河工农义勇军队长，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二师参谋长，后任抗联第二路军参谋长。崔是朝鲜人民军司令兼民族保卫相（国防部长），他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丰富，和中国同志的共同语言也多。办事处有了从哈尔滨带过来的大米、猪肉、白酒，朱理治就吩咐往崔庸健家里送一点。崔的夫人王静是汉族人，待人和蔼可亲，会做菜，有时做出好吃的就派车给朱理治和办事处送过来。1947年9月27日，苏菲在平壤生第二个孩子，深夜难产，崔庸健派他的保健医生赶来救急，才化险为夷。这个孩子也是男孩，起名也照老大按出生地的办法，叫朱平壤。

　　当时特务已发现“平壤利民公司”是中共的重要机构，还把大楼照片在汉城的办的报纸上登了出来。为此，负责安全保卫的朝鲜内务局局长朴一禹对办事处的安全保卫非常重视。朴一禹，又名王巍，原是中共党员，在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担任过县委书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回朝鲜后，当选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出任干部部部长、内务局局长，1948年建国后出任内务相。他讲汉语和中国人一样流利，对中国非常有感情，性情豪爽豁达，一想喝酒了就到办事处来。朱理治不大爱喝酒，有时就找别人来陪。朴一禹派了位人民军的上尉金成烈常驻办事处，还部署保卫干部在办事处周围经常巡逻。朱理治到哪里去，需要的话，上尉金成烈就随行。金有特殊的出入证，去哪里都可以，他既负责出面联络，又负责保卫工作。

　　与朱理治经常联系、常到办事处来的还有：朝鲜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他曾在延安炮校当过校长；海军司令李全武、东线司令卢哲庸，他们曾是新四军的干部；人民军总参谋长姜健，也是从延安回来的。他们到办事处来，见到中国同志，有回家的感觉，有时就留在办事处喝中国白酒，豪饮之后，唱上一曲朝鲜歌曲，或《延安颂》，又沉浸在共同抗日的岁月里。还有一些从延安或其他解放区回国的朝鲜党政干部，原来和朱理治并不熟悉，也主动找上门来叙旧，建立联系。

　　办事处曾举行酒会，招待苏联远东军驻朝鲜司令部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苏军将领。他们喜欢喝中国白酒，吃中国菜，每次都喝得高兴忘情，一些谈判桌上的问题也因此圆满解决了。办事处有人病了，就请苏军一位大校军医前来看病，因有好酒招待，医生也乐意来。

　　朱理治到朝鲜后，他原来的公务员杨希富调到了业务部门，由东北民主联军李红光支队长选派来一个小战士当公务员，叫金斗荣，朝鲜族人。朱理治习惯地管这种小兵叫“小鬼”。金斗荣生在平壤，16岁了还不大会说汉语，看见火车钻山洞，就说“火车钻大窟窿”。他善解人意，做事勤快，每天陪首长工作到深夜，比朱理治睡得还晚，办公室头一天不管搞得多乱，第二天一早准是干干净净。他既可做勤务，又可以当贴身翻译。朱理治特别喜欢他，不管多忙，都教他学写汉字，并告诉他：“没有文化不行，革命成功了还要搞建设，没有文化就做不了事。”没有课本，朱理治找来了一本《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教，让他每天学写两个字，规定每个字写100遍，还要检查，对写得好的字画圆圈给以肯定。苏菲刚到平壤时也住办事处，也教小金写字。一天，金斗荣从外面回来兴高采烈地告诉首长，他在街上意外地遇上了几年不见的母亲。原来，他父母在光复后已经从东北搬回故乡，住在平壤郊区。朱理治听了也很高兴，几天后派车把小金的父母接到办事处见了面，还让办事处厨房的白师傅给做了四菜一汤，盛情招待，令两位老人非常高兴。临走的时候，朱理治还拿了100元（苏军的流通券）送给老人家。当地政府听说是八路军家属，给他家分了15亩水田，1头牛，2间房。可惜他的父亲在1947年夏天突然得病去世了，朱理治得知后，派办事处人员给买了棺材下葬。金斗荣回忆说：“当时一般老百姓死了买不起棺材，当地群众看了更觉得我在八路军了不起。”金斗荣在父亲去世后，把母亲接到了平壤城里。朱理治要办事处每月给老人送去一袋面粉，作为生活补助。办事处有什么好的副食，也想着给送去一点。这既是对军人家属的照顾，也体现了对朝鲜老百姓的一份感情。

　　朱理治在办事处时，工作非常紧张。金斗荣回忆说：“我跟着他晚间12点前没睡过觉。但是他也有爱好，抽时间也打打乒乓球。他还喜欢游泳，我们曾开车到牡丹峰下的江湾去游泳，那里江水碧绿，沙滩也干净。他还和我一起学开车。”朱理治不只自己学开车，还要求办事处的干部有机会都要学开车，多掌握一个本事。他还要求办事处的干部都要学俄语，安排时间让会俄语的李翻译教大家；为了发音准确，还请苏联军医在来办事处时给大家纠正错误。朱理治、苏菲和大家一起学，早晨见面互致问候，迎送苏军来客，都要求大家用俄语表达。一时间，学俄语在办事处蔚然成风。

　　李富春带来胜利的欢乐

　　1948年夏，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车轮已势不可挡。就在这时，东北局主管后勤与财经的领导李富春来到驻朝鲜办事处。这年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为人民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李富春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正在筹划东北战场战略决战的军事物资。仅1947年9月至1948年7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东北的新兵就增加了20倍，部队的急速壮大对后勤保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转入战略决战要打大仗，打阵地攻坚战，要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需要大炮、炮弹这些重型武器军火。李富春到朝鲜是为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同时，他还肩负一个任务，即代表党中央，迎接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从香港出发借道朝鲜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著名民主人士。

　　和李富春一起到来的蔡畅，是中共党内妇女界的领袖人物，48岁，魅力依旧，立刻成了办事处女同志中的核心。那时办事处女同志除了苏菲，还有在平壤从事侨联工作的丁雪松、从东北解放区来的著名作家丁玲、从香港来治病的龚澎，以及住在办事处招待所的陈云夫人于若木，多是高挑个头，漂漂亮亮，光彩照人。她们凑在一起，有说有笑，唱歌跳舞，其乐融融。苏菲爱开玩笑，当着办事处里最高首长李富春的面，对蔡畅说：“大姐，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愿意嫁给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这是我的福分啊！”李富春不仅不在意，还挺自豪。

　　“人家大姐爱才啊!”

　　“小人本事大，必有降人之物！”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继续拿李富春和蔡畅取乐，实际是对老领导、老大姐的亲近和拥戴。

　　蔡畅非常喜欢跳舞，她来之后，每周至少办两次舞会。每逢舞会，朱理治必让办事处的人给安排好乐队，然后和大家打打招呼，就躲到一边工作去了。这时苏菲、丁雪松、丁玲、龚澎等都成了场上的活跃人物。

　　丁玲是带着她13岁的女儿来平壤的。女儿叫蒋祖慧，活泼可爱。丁玲带她到平壤来，是为了让她跟著名的朝鲜舞蹈家崔承喜学习舞蹈，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崔承喜有时也到办事处来，来了有时也跳舞，大家都争相一睹舞蹈大师的风采。蒋祖慧得到舞蹈大师的真传，1956年，又被国家派往苏联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芭蕾舞的编导，成了中国第一代芭蕾舞编导，后来参加创作家喻户晓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丁雪松后来回忆说：“我回平壤后见到了朱理治同志和他的夫人苏菲同志，并在利民公司小住了几日。朱理治气宇轩昂，风度儒雅，是党内知识分子型的高级干部，资历相当老。他1927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即加入了共产党，三十年代曾历任江苏省团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陕甘省委书记。后来在陕甘宁边区任银行行长。聊起来，朱理治对律成（即郑律成，丁雪松的丈夫――编者注）熟悉并十分喜爱。他也很爱护知识分子，我们后来调到平壤，常进出利民公司，有什么苦恼的事情也爱向他倾诉。他很关心我们，并能理解和同情律成的处境。我调到平壤后由于受朱理治同志领导，并参与了利民公司的部分工作，耳闻目睹朱理治领导的平壤办事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圆满完成了东北局交给的任务。”

　　8月下旬，由香港出发的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何香凝、章伯钧、柳亚子等一行十人经过多日海上航行到达南浦，朱理治早已安排好两节专列在车站等候。他陪同李富春到南浦码头迎接沈钧儒等下船，再换小汽车直奔火车站上了专列，李富春告别朱理治，陪这些香港来客连夜坐火车去哈尔滨，朱理治派杨希富随行做服务工作，车上一切用品、食品早已备好，足够几天所用。这样，李富春结束了这次朝鲜之行。

　　1948年9月，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办事处存在的两年三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新中国还没有诞生，中朝双方还不可能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但是，办事处执行的任务实际上涉及广泛的属于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这样的机构和使命，在中共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而国内当时忙于打仗，也不可能制订一套系统的外交政策和原则。所以，办事处的活动是边工作，边总结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的。

　　1948年10月，在完成了东北局所交付的任务后，朱理治奉命带领部分人员回国。留驻朝鲜的人员，也奉命于1948年10月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195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成立，商业代表团随即撤销，大多数人员调回国内，少数人员包括翻译留在了大使馆工作。

　　（摘自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