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的伟力——从中共二大到新政协

中共二大宣言

　　一、历史的关键时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建国作出了极大努力，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则悍然发动内战。在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并于1947年下半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参阅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1947》，三联书店2017年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种种倒行逆施，完全无视和违背民意，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激起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愤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更加巩固，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中国革命的胜利前景已清晰可见。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着眼于新中国的缔造，于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以《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为题，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7页。）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1页。）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外景

　　1948年3月28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推举蒋介石为“总统”。这是一次完全由国民党垄断的所谓国民大会，它将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坚持独裁专制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同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次日即5月1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二、正确的政治抉择

　　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港各界爱国人士、学术工作者留港理事、留港妇女界、国外华侨团体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拥护和赞成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其中，5月2日，张澜与在沪的民主同盟领导人罗隆基、叶笃义及黄炎培获悉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后，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交换意见。5月14日，民主建国会理事盛康年由香港返抵上海，带来沈钧儒写给张澜和黄炎培的信，谈香港民盟总部对召开新政协的态度，介绍了香港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情况。此后，张澜与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史良等商讨，复函沈钧儒及章伯钧，对民盟总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唯一途径”，“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更能以简单明了之方式加强此种号召”。（谢增寿：《张澜年谱新编》，群言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367页。）

　　上述这些正确的政治抉择，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还在1948年1月1日新年伊始之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反蒋力量，以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朱学范等为代表，在香港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和行动纲领，主张联合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1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重新开展工作，并于1月19日发表宣言，宣布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集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册），第777页。按：此前的1947年10月27日，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其中，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之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册），第790页。）

　　徐铸成忆述：“1948年春夏之交，我正准备秘密离沪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有一天，忽然接到黄任之（炎培）先生的电话，约在某处晤谈。晤面后，他先询问我赴港的确期，然后说：‘想在你赴港以前，约在沪的朋友座谈，一则是谈谈对于中共中央最近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二则，何香凝老人七十寿诞快到了，拟共同预备一点纪念品，请你带去。’约会的地点在大世界附近的盛丕华先生开设的‘红棉酒家’。参加者除黄、盛两老和我外，还有陈叔通、施复亮、俞寰澄、包达三等约三十余人。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关于祝寿问题，已准备好了一个册页，由黄任老撰稿并请陈叔老亲笔写好了一篇祝寿文，由在场的人一一签名。”（徐铸成：《民国记事——徐铸成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抵达香港面见何香凝时，徐铸成“注意到她谈话时，每谈到孙中山，必敬称先生而不加姓、氏，谈到宋庆龄先生，也必称夫人。我不由深深敬佩这位毕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到底的真正革命战士的崇高品德。我说：‘要是孙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的革命形势，该多么高兴啊！’她老人家很兴奋地说：‘是啊！我们这些追随先生多年的老同盟员，多由衷地感奋。先生所手创的革命事业，因反革命和投机分子的破坏，特别是蒋介石的彻底背叛，而告失败。今天，由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革命即将成功，先生的理想不仅将完全实现，而且中国的前途，显然将比我们所理想的更好、更光明。我们能及身看到这光明在祖国出现，怎能不由衷欢呼呢！’”（徐铸成：《民国记事——徐铸成回忆录》，第36页。）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给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及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人，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并正式邀请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阶层，共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

　　自1948年8月起，各路民主人士数百人，分别从各地及香港和海外起程，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各方民主人士相继会聚北平。其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抵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或意见，明确表明坚决摒弃“中间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三、开启多党合作

　　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确定该部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国内少数民族、政权统战、华侨等项工作。10月8日，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就新政协的相关问题与已抵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会谈协商。在广泛征求各方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1月25日同各民主党派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册），第809页。）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37页。）次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潘汉年、刘晓，请他们立即邀请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经香港北上到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谢增寿：《张澜年谱新编》，群言出版社2011年版，第375页。）

　　2月2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已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位民主人士，对他们来电祝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极感盛意，并指出：“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同时强调：“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53、254页。）

　　为了使全党同志和各级党组织明确认识并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方针，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如何对待各民主党派的指示。其中明确（一）在我新解放地区，对于1948年5月1日以前即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以前即以成立，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加以保护”。（二）各民主党派可以党派名义进行活动，并发展党员或会员。（三）我地方党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册），第834页。）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百余名代表。在当时的条件下，新政协实际上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商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宜、最终完成建立新国家的必要的法律程序。

　　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致辞，明确了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他铿锵有力地说：“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他指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他指出：“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毛主席等七人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词》，《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指出：“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他强调：“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以史诗般的语言，描绘了新中国建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灿烂前景：“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主席等七人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词》，《人民日报》1949年6月20日。）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7日通过议案，定都北平，改名北京）。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定，开创了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作为新中国的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下午，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方针。自此，中华民族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

　　（戴鞍钢，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