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社会各界的救国热潮

　　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悬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当局中的强硬派欣喜若狂，立即要求借机派遣重兵赴中国，攻占中国的重要城市与战略要地，迅速粉碎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与抗日运动，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求和，签订新的中日关系条约，满足日本多年想得到而未得到的对华各种权益，一举解决中日间多年的“悬案”，从而在短期内“光荣”地结束战争。这日益成为日本当权者中的主流意见。

　　日本当局中的强硬派认为他们所持的意见，是有充分的理由与根据的。日本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成为工业国，到1937年，日本能生产飞机、坦克等；而中国一直是落后的农业国，在1937年，只在沿海沿江地区有少量的、不成体系的近代基础工业。日本不仅有强大的海军和航空兵，而且有强大的军火工业做支撑与后盾。中国当时海军、空军都是初建，尚谈不上规模，不仅舰艇和战机数量少得可怜，而且几乎都是购自外国，战时损失不能迅速弥补。就是中国陆军，以当时的中央军来说，其武器装备、官兵素质、战术训练等战斗力因素，也远远不及当时日本的陆军，更不要谈那些更加落后的地方杂牌部队了。据有关资料，当时日本陆军士兵训练有素，每个士兵每个月的靶场训练弹，就有200发；而当时中国陆军士兵大多缺乏训练，每个士兵在上战场时，才可领到10发子弹，平时无弹可练。平均计算，中国军队每造成1个日军士兵的伤亡，自己就要伤亡6到8人。

　　因此，中国只能以羸弱的军队，抵抗强大的日本侵略军。

　　而且，1937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无组织之国家”。近百万军队分布在从平津一线直到两广、云贵的广大地区，装备落后，战斗力弱，且内部派系林立。有论者称，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实际上是多家军队的“联合体”。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在当时所作的一篇军事报告中说，中国军事不统一，包括编制、饷章给予、武器装备、训练教育的不统一，各省“只有互相戒备的省防，而没有以对外为目标的国防”。

　　与中国相反，日本是个高度统一与严密组织化的军国主义国家，野心勃勃的昭和军阀集团控制了日本政府。

　　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中的强硬派认为，凭借日本对中国具有绝对压倒性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将像甲午战争那样，很快迫使中国政府求和乞降。他们迅速向华北增兵，不断加强对中国军队的攻击。日本最高当局对自己军事力量，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迷信即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日本当局则认为不可能形成足以抵抗日军的强大战斗力。

　　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狂妄地说：“把中国人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日本陆相杉山元对天皇说：一次派出大量兵力，短期内就能把中国的抗战击败，“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担任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的武藤章大佐是当时日本军方一个典型的对华强硬派。他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当成武力征服中国的幸事与开端，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他“主张通过一击结束战争”。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军部讨论是否向华北增兵时，说：“船一开到大沽海面，不用登陆，中国就会举手投降”。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看不到中国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前所未有的民族团结。他们认为“中国一击就倒了”。所谓“一击论”在日本军政上层风行一时。日本当局希望甲午战争的结局在中国重演。

　　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分析了当时日本当局的这种“乐观的情势判断”与狂妄而愚昧、僵化的对中国的认识：

　　政府、军部和财界等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的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实际情况缺乏认识，轻视其抗战力量，认为以威胁或者加以一击就能使中国屈服。自甲午、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中国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这种极端的蔑视观，他们认为分而治之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革命发展之际，也不肯正视这个事实，认为仍然在继续军阀割据。九一八事变以后，以抗日运动为中心，民族国家的统一飞速进展，但仍抱着陈旧的中国看法，没能理解这一事实。

　　后来担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回忆录《昭和的动乱》中，在分析日本当局当时的心态与侵华战争时说：

　　由于军部的横加干涉，日本着手超出国力的事业，自满洲事变后，就一直抱有自卑感与孤独感。一旦向中国大陆扩张时，日本在各方面都显得力量不够，实质上，根本不具备一个世界大国的资格。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更加向外扩张，结果在表面上一直有着优越感的日军部，失去了自信心。军部的计划是不断向外扩张。军部这种失去自信的表现，是焦躁、莽撞的行动。由于莽撞，政策变得排他，是自我夸大的妄想；由于自卑，则滥用武力，实行恐吓政策。宣传德善的日本第一思想，使国民狂妄，造成满洲事变以后日本大陆政策的混乱。

　　历史证明，这时的日本由一些野心极端膨胀、梦想迅速称霸亚洲与世界的军阀、政客所控制与左右。

　　社会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国热潮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后，抗日救亡热潮席卷全中国。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紧急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北平民众首先行动起来，组织“各界抗敌后援会”，迅速形成支持二十九军抗战的热潮。许多学生和社会青年踊跃参军，拿起刀枪，投入战斗；长辛店、宛平地区的工人、农民，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为部队送饭、送弹药、救护伤员、修工事；农民把新摘下来的西瓜送到阵地上劳军。全国各地与海外华侨的声援电、慰问品、慰问信纷纷送到北平前线。来自广州、上海、天津、北平等地的慰问代表团，带着丰富多彩的慰问品，到战地慰问抗敌官兵。各报社记者云集卢沟桥，以炽热的爱国之心进行火线采访，冒着敌人的呼啸的枪弹，在前沿摄影，记录下日军的残暴与二十九军官兵的英雄事迹；他们通过报章，把日寇侵略的真相与中国军民的斗争精神迅速传遍世界。

　　首都南京社会各界民众以各种方式进行抗日救国斗争。

　　1937年7月12日，南京各民众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并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各界民众奋起抗战。7月13日，“南京女子学术研究会”“女子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和“妇女会”等南京妇女团体率先联合致电前方抗日将士，赞扬他们为保卫国家浴血奋战，表示妇女团体“誓为后盾”。7月14日，“南京工人福利委员会”举行常委会议，议定电请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并发起募捐劳军活动，组织志愿运输队到战区服务。南京各工厂的工人开展了捐献一日工资运动。同一天，“南京百货业同业工会”也发起捐款慰劳前方将士活动，仅19家商店就捐款1240元。7月15日，南京各机关、团体的代表300余人召开会议，成立“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推举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审计部、“妇女会”“南京工人福利委员会”等21个机关、团体为执行委员，统一领导南京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发起组织战地救护队，并迅速开办了一个救护训练班，许多妇女与学校的女学生踊跃加入了这个训练班，学习止血包扎、固定骨头等战场救护知识。7月16日，首批报名参加战地救护队的青年学生就有200多人。

　　1937年7月17日，南京文化界知名人士100多人举行集会，商讨抗日救亡事项，议决：第一，成立“首都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推田汉等29人为筹备委员；第二，推举谭惕吾等5人为代表，要求国民政府即日出兵抗日；第三，电请全国文化界一致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并电请全世界文化界同情和支持我国抗战。

　　1937年7月18日，“首都华侨教育总会”等8个华侨团体联合成立了“首都华侨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迅速作出积极反应，一方面进行外交交涉，一方面进行积极抵抗侵略的战争准备。蒋介石在庐山得到秦德纯的报告后，于7月8日至10日，连电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令其速从山东赶赴保定，坐镇指挥全军，固守宛平城，全体动员，限期完成国防工事，以备事态扩大，不要抱固执而幼稚之幻想。7月9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又派员与日本驻华使馆进行多次交涉，要求日军停止违法背信行动，不要扩大事态。蒋介石在7月8日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在日记中写道：“决心应战，此其时乎！”7月10日，国民政府召开紧急国防会议，为做好抗击日本侵略战争做准备。7月12日，蒋介石在命令第二十九军就地抵抗的同时，令第二十六军军长孙连仲率两个师、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第三十九师以及驻保定的万福麟部，兼程北上增援。

　　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期庐山暑期谈话会，于7月15日至20日仍如期举行。全国各党派、各界知名人士158人参加了谈话会。席间，张志让、王云五、王亚明、江问渔、杜重远、朱经农、吴贻芳、蒋梦麟、曾琦、张君励等各界知名人士20多人自由发言，共同表示，在民族危险之际，民族生存之重要高于一切，全国应服从政府，一致抗日；但要求政府对抗战要切实准备，实行宪政，等等。这种为救亡图存而呈现的政治协商气氛，令人鼓舞。7月17日，蒋介石在谈话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卢沟桥事件发表讲话，申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表示决不允许把北平变成第二个沈阳。如果争端不能和平解决，便“只有牺牲与抵抗”；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士之责任”。蒋介石的讲话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7月20日，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指挥全国抗战。

　　地方军政长官刘湘等人，亦纷纷请缨抗战。各地民众组织与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与慰问前线将士。

　　卢沟桥的枪声，牵动着每个炎黄子孙的心。

　　新闻界走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

　　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中，新闻传媒走在最前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1937年7月9日开始，中国各地报刊大力刊登有关卢沟桥事变与全国声援的新闻、中外消息、战场图片与评论，让各地人民及时得知战场消息，鼓舞中国人民的救亡热情与抵抗斗志。

　　1937年7月9日，由陈铭德、邓季惺主持的南京著名民办报纸《新民报》，在首先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同时，发表社论《九一八之前夕来到矣》，揭露了日本妄图再制造一个九一八事变、灭亡全中国的狼子野心；同时发表正在南京的剧作家田汉的文章《决心》。此文写道：“卢沟桥的炮声含有示威作用……中国的生机在坚决的对日抗战，不趁此奋然而起，天下盖无不可忍之事，而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以后，该报又连续发表了社论《对日抗战到底》等。该报的《新民副刊》则连续用通栏大字，刊出鼓吹抗战的口号：

　　“我们要打就打个你死我活”

　　“抗战！抗战！抗战！抗战！抗战！”

　　“请政府即日领导全国民众抗战到底”

　　“我们反对妥协，拥护全盘抗战”

　　“每座房子都成为战堡”

　　南京另一家民办报纸《救国日报》社的社长龚德柏，不仅以该报为阵地，大力宣传抗日，还迅速写成《中国必胜论》《日本必亡论》等，在报上发表，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与抗日斗志。

　　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也连日刊登抗日救亡的消息与报道。1937年7月21日，该报第2张第3版，刊登一则感人的报道，题为《敌忾同仇，下关永宁街菜市一卖菜人输财御侮，将五年来积蓄三百元悉数捐出，中央财委会转汇前方并予嘉奖》。这些报纸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销路猛增。

　　设在南京玄武湖公园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派出摄影记者与编导人员，冒着危险，到北平战地采访拍摄，回到南京日夜加班制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摄制完成了纪录片《卢沟桥事变》，真实而较完整地记录了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背景与前后过程，及时而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真相。此片在中外放映，产生了极好的宣传作用。

　　中国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还以其他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7月16日，“南京新闻记者协会”派代表来到南京丹凤街10号，见到正寄居在这里的剧作家田汉，称他们准备举行一次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的募捐义演，请田汉写一个话剧剧本，由记者们主演。田汉立即应允，当晚就动笔写作，不顾酷热难当，几天之内就写成一个四幕话剧，取名为《卢沟桥》。他还请来著名导演洪深、马彦祥等人任导演，请来上海、南京的一些著名演员参加演出。所有人员都无报酬。经过几日几夜的紧张排演，话剧《卢沟桥》选择南京著名的四大剧场，即大华大戏院、世界剧场、首都电影院和新都电影院为公演场地，于8月9日开始公演。在公演之前，该剧的几支插曲，如《送勇士出征歌》《卢沟桥》《卢沟月》等，先陆续在报纸上发表，戏未登场就给人以“先声夺人”之感，民众传唱。

　　7月30日，占领天津的日军野蛮地炸毁了南开大学的全部校舍。7月31日，《中央日报》刊登《张伯苓谈绝不气馁：南大物质虽毁，精神愈益奋励，在京设办事处筹备下期开校》，报道正在南京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日军炸毁南开校园向记者发表的气壮山河的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

　　8月1日，南京《新民报》刊登上海通讯《郭沫若访问记》，报道著名学者、诗人郭沫若，于1937年7月27日下午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祖国的抗战。郭沫若由驻日大使许世英、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策划部署，改服化妆，化名“杨伯勉”，于7月25日冒险离开日本，从神户乘加拿大轮船回国。8月3日，《新民报》又刊登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时所写的诗：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日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诗人的爱国热情感动了无数读者。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决定召集党、政、军要人，包括中共领导人，来南京会议，团结御侮。

　　英勇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