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锻造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原江西大旅社

　　“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95年前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在南昌起义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意志在生死抉择中经受了检验，斗争本领和钢铁队伍在战火烽烟中得以锤炼。

　　坚决掌握“革命领导权”

　　恩格斯强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对革命目标和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围绕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必然引致生死相搏。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任务和斗争方式等问题的模糊认识，导致中共中央在“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危机决策失当。1927年4月的上海特委会上，周恩来提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暴动后中央与区委组特委，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在长篇报告中提出，“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主张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五大最终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未能起到力挽危局的作用。五大结束当天，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工农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进而占领仙桃镇，逼近汉阳。移驻宜昌不久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于5月13日通电联蒋反共，并于17日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许克祥、朱培德等相继叛变，湖南、江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造成的严重后果，在1927年《北新》周刊第49、50期合刊上登载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中，鲁迅先生写道：“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形势迫使共产党人奋袂而起。5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北方工作，议及组建“工农义勇军”问题。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率部迅速击败夏斗寅叛军。5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组成西征军，讨伐杨森部。6月24 日，西征军收复宜昌。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制定《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从整军经武、准备应变的指导思想出发，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被紧急从湖南召回的毛泽东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共产国际方面，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五月紧急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中国共产党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正式明确了今后的战略方向，“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赣粤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聂荣臻、李立三等人陆续到达九江。7月20日的九江会议上，李立三等人认为，张发奎的右倾态度使得依靠其返回广东的计划几无胜利可能。李立三首次提出，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独立行动，把共产党掌握的军队集中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一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并交由瞿秋白代交中央。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批准了南昌起义计划，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为委员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同一天，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会议”上商议了军事准备事宜并电传中央。7月26日，到达九江的周恩来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７月28日，起义总指挥部在江西大旅社成立，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7月31日，中央前委克服了共产国际的阻挠，决定于8月1日凌晨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中，党的政治建设和军事指挥还很不成熟，新型人民军队必须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枪声势必激起敌人疯狂的反攻。8月2日，武汉政府发布全面进攻起义军的命令。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令，缉拿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并作出清查共产党办法的四项决定。汪精卫发表《错误与纠正》：“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如今不是引咎的时候，是纠错的时候。”根据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起义军继续袭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于8月3日起撤离南昌，南进广州。瑞金战斗、会昌战役、险渡汀江、“潮汕七日红”、汾水鏖战、喋血三河坝、汤坑战役……南下途中，起义军虽英勇无畏而终是力所难挡，几近绝境。10月3日，在得到潮汕失守的消息后，起义军领导成员在流沙会议上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起义军在莲花山遭陈济棠主力伏击，队伍被冲散。朱德在回忆中提到：“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下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打大城市。”第10师在出发后第二天，清退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通电脱离共产党，投奔陈铭枢。南下过程中，士兵对起义的意义认识不清，加之行军艰苦异常，逃兵减员严重。刘伯承在总结南昌起义教训时指出：“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犹然。”

　　锤炼钢铁队伍

　　最是斗争见风骨，南昌起义以最有力的方式宣告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到底的决心。

　　叶挺在《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中写道：按照中央要求“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榜样。”叶挺于起义当天在江西《工商报》发表了《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我们铁军过去光荣的历史,也是革命团结的结果。凡忠实以从事国民革命工作的人，都是我们最挚爱的战士，凡是假革命营私自利的军人，我们不管他手上是否撑着有青天白日的旗子，都是我们的敌人。”为掩护南昌起义筹备工作，当时在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汇报川中战事的刘伯承，在《国民日报》发表消息：“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刘伯承赶赴九江，与其入党介绍人吴玉章取得联系，后进抵南昌。南昌起义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在起义中主攻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取得了南昌起义中的决定性胜利，后被党组织派往荆江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与贺龙、周逸群等领导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壮烈牺牲时年仅27岁，实践了“吾将吾身交吾党”的钢铁誓言。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 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辗转上了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生力军, 为开辟井冈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0年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经高安抵达新建县西山镇。1930年8月1日，在红军总部西山万寿宫，举行了“八一暴动三周年纪念大会”。红一军团第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占牛行车站，并向南昌城连放排枪，以示军威。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南昌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 7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以每年8月1日作为中国红军纪念日。1948年，毛泽东在亲自听取设计军旗的汇报和审视设计方案后明确指示：“军旗上一定要有‘八一’字样，以表示南昌起义是建军的日子。”1948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