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情报大棋

　　1

　　1927年7月，在中国革命最黑暗的时刻，周恩来给冷少农布置了一项任务。到南京去，投奔何应钦。

　　冷少农是何应钦的贵州同乡，也是何应钦在贵州法政学校时的学生。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副总教官何应钦将冷少农推荐给周恩来，成为政治部秘书。

　　此刻，何应钦成了国民党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周恩来成了国民政府通缉的要犯。

　　周恩来告诉冷少农，你到南京立足后，如果有人找你，说是赵华光派来的，那就是我派去的联系人。

　　何应钦见冷少农来投奔很高兴，不知道这位小同乡已经成了共产党的人，遂任命他为总监部的上尉秘书。

　　冷少农成为周恩来情报大棋里的第一颗闲棋冷子，在对手要害部位落了脚。

　　2

　　4个月后，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设立中央特科。陈赓和阚尊民调入特科担任情报科正副科长，在周恩来指挥下着手情报布局，打入与拉出并用，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以及鲍君甫等人逐渐在国民党警特机构里占据要津。

　　中央特科成立半年后，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在英租界的同孚路主持了一个小型会议，参会者大都是南昌起义后撤回上海的军事干部，中央决定派遣他们分赴各地从事地下兵运工作。

　　与会者中有黄埔五期的靖任秋，还有一期的侯镜如。

　　靖任秋几十年后都记得周恩来说的一句话：情况可能变坏，可能会找不着组织，你们要准备各自为战。

　　后来真的找不到组织了，靖任秋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开始“各自为战”，后来成长为策反专家。侯镜如没有“各自为战”，掉头去找了国民党，不过，周恩来的教诲余音在心，二十年后他又一次掉回头来。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见了一位叫冀朝鼎的年轻人，他在芝加哥大学读历史和法律，在欧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周恩来劝他不要急于回国，在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以图长远。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还从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选调毛齐华等六人参加苏联举办的“国际无线电培训班”，选调涂作潮等四人到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秘密电台的开创者和中坚力量。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上海，途经沈阳时，一边检查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一边着手布局东北情报工作。回上海后，派遣中央特科的邵扶民化名蔡伯祥到沈阳，与已经打入东北讲武堂的赵唯刚会合，成立满洲特科。

　　满洲特科在搜集情报、营救同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0年钱壮飞受徐恩曾派遣到沈阳搜集张学良的情报时，满洲特科提供了重要支持。

　　周恩来回到上海后，接到了一个国民党军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此人名叫张克侠，是西北军的军官，冯玉祥的连襟，参加过北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张克侠申请入党的同时，还申请去革命根据地大干一场。

　　周恩来批准了张克侠入党申请，没有同意他去根据地。他让人转告张克侠：待在西北军，掌握国民党的部队，作用更大。将来在关键时刻发动起义，就是大功一件。

　　于是，秘密共产党员张克侠回到国民党军队里踏实苦干，一直干到了第三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

　　此期间，周恩来还特批“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安排陈赓与杨度单线联系。此后杨度为中共提供了情报以及多种难得的帮助，令周恩来终生不忘。

　　3

　　冷少农在何应钦身边踏实工作，深得信任。一天，黄埔一期的陈赓突然来访，陈赓的一句话让冷少农又惊又喜：我是赵华光派来的。

　　从此，冷少农与“赵华光”之间有了专门交通线：冷少农—钱壮飞—李克农—陈赓—“赵华光”。

　　不久，何应钦就任武汉行营主任和南昌行营主任，奉蒋介石之命，制定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这些计划，很快就由冷少农送到了“赵华光”手里，为苏区反围剿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武汉出了大事，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大难临头。

　　钱壮飞得到情报后立即报警，周恩来部署应变，党中央躲过一劫。

　　陈赓因顾顺章叛变必须撤离，周恩来调潘汉年接任情报科科长，杨度也交由潘汉年联系。陈赓从此由隐蔽战线转入军事战线，潘汉年则由文化领域转入了情报领域。

　　在此之前，龙潭三杰、鲍君甫等人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中，都立了很大的功劳。

　　前不久关向应被捕，被抄走了一箱子文件，英国巡捕整不明白中文，请鲍君甫帮忙。陈赓派阚尊民扮作鲍君甫请来的专家，去鉴定文件。阚尊民按照周恩来的嘱咐，把重要文件暗地带回，留下了一个鉴定结论：都是一些学术材料。这个结论与关向应的学者掩护身份完全吻合，为成功营救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在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也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央军委情报科科长曾希圣与周恩来同期到达瑞金。在苏区，周恩来指导曾希圣开创了对国民党密码的破译工作，从此，无线电情报成为掌握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得知前方国军在登仙桥大败后，写了四句诗：“豆萁相煎骨肉残，满目凄凉心已寒。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写成后，没有给外人看，只是用电报发给了在上海的太太。电报被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截获破译，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记住了这名当年黄埔学生表达心境的小诗。

　　中央特科在1935年结束工作前最困难的时候，还着眼长远，安排进步女学生沈琬考入浙江省政府，成为速记员，为今后的情报工作埋下了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