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寓居青岛三年间(3)
辛亥革命网 2012-11-26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王桂云 查看：
(二)老舍与友人合办《避暑录话》：老舍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期间，除任教和坚持业余写作之外，于1935年夏天，与友人合办了《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青岛的夏天，在一年中是最具魅力的季节。老舍在《青岛与“山大”》中说：“因为青岛与避暑永远是相联的。”然而，1935年夏天，有王统照、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与老舍12位作家、诗人和学者，相聚于青岛时，却不是专为避暑而相会的。却如洪深在《避暑录话》的《发刊词》中所言：“他们的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当时的青岛文化生活很贫乏，被称之为“荒岛”。老舍会同这些文化人认为：如同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所说：既然大家相聚在此，就应该“干点事儿，不能荒废下去。”于是在一次聚餐会上决定，假《青岛民报》办一个副刊，借避暑之名谈点心里话，故取名为《避暑录话》。老舍对刊名解释是：“宋朝，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藏书三万卷，论著很多，颇见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洪深作题解：“避暑者，避国民党老父之炎威也。”“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自然，众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但“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得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他们不能‘甘自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同人们相约，在1935年的夏天，在避暑胜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洪深在《发刊词》中所说的这些话，办刊宗旨可见。从1935年7月14日创刊，至9月15日停刊，共出了10期，曾印合订本。老舍参加创办和编辑工作，并发表了十一篇作品。散文七篇，短篇小说一篇，旧体诗三首。散文《西红柿》和《再谈西红柿》是姊妹篇，以谈西红柿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变迁为名，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现实，讽刺了青岛日益洋化的现象。文中说：“青岛是富有洋味的地方，洋人、洋房、洋服、洋药、洋葱、洋蒜、一应俱全。……这就应当来到西红柿身上，此洋菜也。”“青岛的洋人既不少，而且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这就难怪到处看见西红柿。设若以这种‘菜’的量数测定欧化的程度深浅，青岛当然远胜于北平。……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不会在少数。”又有《暑避》和《等暑》亦为姊妹篇，以谈“暑”为名行揭露旧社会之实。文中说：“有钱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就拿在下而言，作事于青岛，暑气天然不来，是亦暑避之流也。”但要招待“携老扶幼”来青岛避暑的“知己哥儿们”，“理当请吃小馆”，“更当伴游湛山、崂山等处”，要接站、送站、“代定旅舍”，有的甚至要住在家中，“洋钱一去不复返”，“暑避者几乎破产”。“由此看来，暑避之流顶好投海，好在还方便。”《立秋后》则描述了在青岛居住一年之后对青岛秋、冬、春、夏所产生的印象。老舍对青岛夏日表面上的繁华并不感兴趣，因为：“以言文化，乃在寇丹指甲与新奇浴衣之间。所谓浪漫，亦不过买票跳舞，喝冷咖啡而已。”相反的却对亲朋短暂相聚的友情更觉得珍贵。短篇小说《丁》，则借鉴了两方“意识流”的写法，直感地、快节奏地、色彩鲜明地来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大都市生活，令人耳目一新。通过主人公“丁”在海滨沙滩上的见闻，通过两组镜头反复对比，表现了作者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憎恨和对贫穷者的同情。副刊虽办的不长，却为青岛文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