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声也常常带剧团到天津，在河东意租界演出。那里的几个戏园，建筑很简陋，但因为是在租界里，一些带有讽刺时事的剧目比较不受限制。玉成班的纪寿臣（老生）、万铁柱（武丑）、羊喜寿（老生）等都跟他去过天津。钟声在那里曾结交过刘子良等一班共同研究改良新戏的朋友。
辛亥年的六月上旬，钟声还在北京演出。那时，他在北方已经活动了两年，风声也一天比一天紧，社会上都怀疑他是革命党。他是浙江人，所以住在全浙会馆里，往来的人比较复杂，会馆里有人告他在会馆聚赔打架。司法衙门把他拘传到案，审制结果，将他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被递解到山东德州时因遇大水复车（按当时津浦路尚未通车，递解犯人仍由驿站用骡车押解），公文冲没，他被寄押在德州，由德州知州行文顺天府宛平县重发公文，才解回浙江原籍。
上海光复时，钟声曾参与其事，并在会议席上，因拥护陈其美为都督，与伍廷芳等发生过争执。沪军都督府成立，他任参谋，不久就到天津活动。钟声到滓，住在奥租界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家里，暗中召集戏剧界同行，酝酿起事。由于他事机不密，暴露身份过早，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逮捕他（当时天津的警务，分南北两段，南段管辖“三不管”及租界外围部分，北段管辖河北一带）。杨以德和各租界的领事馆、警察局都是通气的，他事先疏通了奥领事，得到同意之后，便于九月十二日晚间，派探访局人员到刘子良家里把王钟声和刘子良等六人逮捕，还搜出一颗都督印信和文件信函等。杨以德向陈夔龙请示如何处理，陈叫他交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办理。张怀芝就把一干人犯解到西门外疙疸洼营中，由军法官开庭审讯。王钟声承认到津进行革命活动的事实，并且理直气壮地说：“九月初九日上谕，大开党禁，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把我怎么样？”军法官看他振振有词，无法问下去，只得把原口供交给张怀芝。张怀芝是袁世凯—手提拔起来的心腹，陈夔龙是看风使舵的巧宦，他们密商了半天，就仰体袁世凯的“宪意”，按行营拿获奸细律将王钟声判处死刑，第二天就在疙疸洼执行了。
关于王钟声临刑时的情景，最近曾访问了老艺人李玉桂，据李玉桂说：钟声被捕后，还有不少戏剧界的同行也被捕去。下天仙的老板赵广顺和杨以德素有往来，他向杨求情说，被捕的人里面真正的革命党恐怕只有王钟声等几个人，其余的人不过是摇旗呐喊的龙套青袍而已，请求从宽处理。杨以德虽然接受了他的请求，但执行那天，却教这些京剧演员到刑场“陪绑”。李玉桂的师弟——唱彩旦的徐来福事后回到北京，曾对李玉桂述说他在“陪绑”时亲眼看见王钟声牺牲的经过：“十月十三日下午，我们就被押到疙疸洼操场上跪在地下，只见几个兵押着王钟声走进来。钟声站定后，面不改色地对大家演说，高呼‘驱逐鞑虏、光复大汉……’还没有说完，刽子手就开了枪，头一枪打偏了，未中要害。钟声大骂陈夔龙、张怀芝、杨以德是奴才，一连打了十三枪，才倒下去。”
当时官方发布的文告和消息，对王钟声一案是闪烁其词，有意歪曲的。顺直谘议局、直隶保安会的士绅王邵廉、阎凤阁、王振垚、高俊浵、李榘曾等听说枪决了革命党人王钟声，就到总督衙门面见陈夔龙质问此事。陈夔龙说：王钟声出言狂悖，且自认是北军大都督，供证确凿，所以用军法判决死刑。王邵廉等表示：值此党禁初开时，诚恐外间误会，要求总督出示晓谕，以安人心。陈夔龙不得已就出了一张告示：
……昨据探访局拿获匪棍七名，讯系造谣生事，意图乘机扰乱。当饬将供证确凿、罪恶昭著之王宗成即王钟声又名王熙普尽法惩治：其刘子良、朱琦、佟尧山、吴楚湘、陆金浦、曹恩祥等六名俱系招摇撞骗，向不安分，本应严惩，姑从宽分别饬令监禁递解，用示惩儆，此外概免深究本大臣此举，专为除暴安良、保卫吾民起见，决不忍稍有株连，为此出示，仰一体知悉，切勿轻听谣言，误会疑惑……
这张告示是卜月十四日贴出来的，可是当地舆论对这件事还是不满，探访局于是又给大公报馆一封信，替门己辩护：
……查敝局捕获王钟声，外间颇谓对于革命党不应如此办法，是于敝局捕拿之原由当有所未知查王钟声本以演唱新戏为业，实则为戏界中之败类，宣统元年在天津与某君等合办大观新舞台，讹去二千余元，涉讼有案 本年在北京唱文明戏时犯奸（按原判为聚赌，此信改为犯奸）有案，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柬 不料其潜行来津，曾与下天仙戏班中人自称系随革命军兵船而来，拟晋京谒见袁宫保等情。（1）（当时有这样一种传说：王钟声到津时，汪笑依从济南演毕，也正来到天津日租界下天仙戏园演出-他们两人是连襟，钟声到汪笑侬寓所探亲时，外罩斗篷，内穿军服，佩带手枪，当着生人就把到北方来活动的计划说了出来，致被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听见了，传到陈夔龙的耳朵里，因此被祸、探访局信中所说“曾与下天仙戏班中人”云云，似乎与此种传说有关，但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我见过汪笑侬，他是一位能编、能导、能演的戏剧家，他在辛亥前后所演的戏，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当经侦查得伊住刘子良家，常于深夜聚集多人，似有秘密之举动。以递解回籍之罪人，竟敢来津招摇聚众秘会，必系欲乘乱煽惑，扰乱治安：，故敝局按匪徒捕拿 至其是否为革命党，并非敝局捕拿土匪之原因：祈贵报将此情节登入来函一门，以供众览，而免误会。
在这封信旁边，还登了一条王邵廉启事：
鄙人已于十月十八日辞直隶保安会副会长之职。
接着，《大公报》又发表了华龄等“禀谢”奥国领事馆的呈文：
为拿获土匪，保全地方，而顾大局，合津人民均感事……窃查天津为首善之区，近以各处警耗频传。全埠人心异常摇动，商业营运，滞塞不通，势有朝不保暮之危，人民涂炭，商贾咨嗟，查各省发生风潮之原因，并非尽属正当革命，皆系土匪煽惑，摇动人心，乘机枪掠，借端诈财：津埠地方，幸蒙贵领事万分保护，始终成全，现又拿获负罪匪犯优伶王钟声等七名，业经分别处治，足征除莠安良，维持地方，保护商业之苦心。刻下闾阎安谧，全体感激，惟有具颂，以表愚衷……
从上面这些资料和传说来看，王钟声的牺牲，是由于清朝政府为了妄图垂死挣扎，以及以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侦探、买办等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而构成的血腥案件。由于社会舆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与不平，在正义呼声的压力下，陈夔龙等就不得不一再抹杀壬钟声的革命党人的身份，而诬指为“无赖匪棍”，言辞矛盾，欲盖弥彰，而华龄等一篇感恩道谢的禀文，就十分形象地显现了买办阶级的无耻媚外的丑恶面貌。王钟声先生不仅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同时对北方新剧也起了推动作用。当年专演文明新戏的后台，总挂着一张钟声的照片，可见他的影响是很不小的。
六 刘艺舟“打登州”
刘艺舟是湖北鄂城人，原名刘必成，后来改名“木铎”、“艺舟”。他的儿子名“双楫”，是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书名取义的。艺舟的父亲是旧水师营一条炮船上的哨官，家境比较寒素。甲午中日之战，清政府割地赔款求和，他受了刺激，就常看像《盛世危言》一类讲时务的书。十七岁那年，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了一封信主张变法维新。张之洞接信后，就叫“巡捕”萧某（按当时总督衙门设有文、武巡捕，其性质如同后来的副官）找刘必成来谈话。萧是刘艺舟的岳父，就带了他去见张之洞。张之洞详细询问了他的家世和他的志愿，刘艺舟表示对洋务新政有兴趣。谈到后来，张之洞端起茶杯，戈什哈打起帘子，这本是当年官场送客的暗示，可是刘艺舟不懂得这套官场规矩，还是坐着不动。萧巡捕扯了扯他的衣襟，他才告辞出来。后来，他对那次初见“大人”的情景，从大堂的兵器仪仗架，轿厅的绿呢大轿，花厅陈设，以及一呼百诺的威风，用文字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他看到中国虽然屡败于外国，赔款割地，但大官对老百姓的架子，竟还是那么不可一世！
不久，刘艺舟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理化专修科读书。他起初很爱玩，功课不好。有一次他在体操场上请日本教师打球，被这位教师拒绝了，还对他说：“刘生，你们同来的十七个学生中，你的功课最坏。”刘艺舟从此在上课时就专心听讲，暑假时也没有回国，闭户读完了一本日本词典。秋季开学后，他的日本语文大大进步，毕业时居然名列第二。在留学期间，他认识了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的领导人。他和王钟声也是在日本订交的，以后干革命、搞新剧，所走的道路差不多。
他从小就爱听汉调、京戏，在日本看到春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热血》等新剧，也很感兴趣，回国后就与钟声等合演新剧，鼓吹爱国思想，揭发清朝政治的腐败。《黑奴吁天录》的老黑奴，他演得非常动人。宣统二年间，他和钟声同到北京在田际云的玉成班演新戏，我们曾同台演出。我记得看过他的《爱国血》、《张汶祥刺马》（他演窦一虎）等戏。辛亥年，他和光华、燕士等组织了一个剧团到大连、安东、辽阳、威海一带演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剧团的成员既是演员，又是武装别动队。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便对同伴们说：“黄龙饮马，光复神州，此其时矣。”他随即于某天率领全体团员搭乘开往烟台的一只日本轮船，布景道具中有演戏用的大炮、炸弹、旗帜等。半夜里，轮船将要驶经登州（蓬莱）海岸时，他向日本船主要求在登州抛锚，船主和中国买办都坚持不允。刘艺舟对二十位带武装的团员说：“你们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们就拔出盒子枪，在甲板上开了一排枪，迫使船主把船开到登州。拂晓时，船靠登州码头，汽笛长鸣，枪声齐作。城里的守军从睡梦中惊酗，以为革命党开厂兵舰来攻城，顿时慌作一团，有些人从陆路上逃出城去，一部分人就在城上挂起白旗！当地潜伏的民党开城欢迎。刘艺舟带了队伍整队进城，出尔安民，并派人点收军火、仓库、钱粮。当地的民党和黄县方面驻军取得联系，几天后，黄县也光复了。刘艺舟随即就任“登黄都督”（登州府属辖蓬莱、黄县、牟平、文登、福山、莱阳、海阳七县，因当时只占了府治所在地的首县蓬莱和黄县，所以称为“登黄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