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时期云南都督府的“拥护共和”奖功制度(3)

护国军将官名录

　　云南都督府为了筹集护国军费，成立了筹饷局，由李烈钧任局长，向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筹集军费，一时间各界人民立即踊跃捐献。“人民缴纳捐款的，争先恐后......至晚不止。妇女们把簪环首饰拿来抵交的很多，都是自动自愿。”[[[] 由云龙. 护国史稿[J].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第43页.]]“南洋华侨得李烈钧为第二军司令及筹饷局长之信，已筹款由香港陆续汇至军饷现银六十余万。”“四乡人民赞助讨袁。复公共捐款五十余万，省城商会慨助二十余万”。“滇省义军，......至昭通，该地商会捐银二万两。其先锋队至老鸦滩时，该地商会捐银三万两。”[[[] 谢本书等. 护国运动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34页，1984.]]李烈钧等人从南洋筹饷数额“有一百五十万元之谱。”[[[] 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9册第480201页，载《云南文史丛刊》1986年第2期，第90页。]]“华侨捐助护国军军费，先后不下二百万元。”[[[] 高蕴华. 护国靖国两役中逸闻轶事[J].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73页.]]护国运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拥护共和”这一革命宗旨的感召下，社会各阶层人士如士绅、商人、学生、军人、医生、艺术家甚至小学生和外籍人士，都各尽其力，要么积极捐资助饷，要么抚慰伤员，可以说护国运动是一次全民的革命运动。

　　3.“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的正式颁布

　　护国运动结束后，云南都督府为参与护国战争的有功军人向北京中央政府申请勋位、授予勋章，以兹奖励，但范围大都局限于军人和政要。为了奖励参与护国运动的社会各界人士，云南都督府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正式制定和颁布了《拥护共和奖章条例》、《拥护共和捐款奖励章程》、《拥护共和纪念章条例》等一系列“拥护共和”奖功制度。

　　依据《拥护共和奖章条例》规定，拥护共和奖章分为三等，凡对于云南拥护共和、有勋劳于护国军者，分别其勋劳之大小，给予一、二、三等奖章。奖章条例特别注明外国人及本国妇女查明确为护国军出力者得按照所列各种分别给章。根据《拥护共和捐款奖励章程》规定，无论中国或外国人，对于云南此次拥护共和，曾经乐输捐款，以济军饷，或劝募军饷，交纳清楚者，均予奖励。办法是：（一）捐款至三万元以上者，除由督军呈请中央从优奖叙外，再给予拥护共和一等奖章。（二）捐款至万元以上者，除由督军呈请中央量予奖叙外，再给予拥护共和一等奖章。（三）捐款至五千元以上者，除由督军颁赐匾额外，再给予拥护共和一等奖章。（四）捐款至三千元以上者，给予拥护共和一等奖章。（五）捐款至二千元以上者，给予拥护共和二等奖章。（六）捐款至百元以上者，均给予拥护共和三等奖章。百元以下者，仅给予奖状。（七）劝募至十万元以上者，照（一）条给奖。（八）劝募至五万元以上者，照（二）条给奖。（九）劝募至三万元以上者，照（三）条给奖。（十）劝募至一万元以上者，照（四）条给奖。（十一）劝募至五千元以上者，照（五）条给奖。（十二）劝募至一千元以上者，给予拥护共和三等奖章；百元以上者均给予奖状。对于外埠华侨捐助军饷及劝捐人员，则应照此上述条件，逾格从优给奖。根据《拥护共和纪念章条例》规定，纪念章分将、校、尉、士兵（文官按同等相应的级别）四等，分别授予参加护国运动的官兵和文职人员，以作纪念。纪念章条例也特别注明外国人及本国妇女查明确系在事出力者得按照所列各种分别给与。[[[] 庾恩旸.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M]. 云南图书馆1917年版，下册第551-556页。]]

　　三、“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的意义

　　“拥护共和”虽然是护国运动时期云南都督府和护国军的一项地方奖功制度，但当时这一制度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具有先进意义的，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授予包括军人在内的各界爱国人士，表明护国战争是一次群众性的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先驱，这与后来的军阀混战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拥护共和”奖功制度是对所有有功于护国运动的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士的奖励，体现出了护国运动的本质：即这次运动的真正发起者和推动者并不是个别军队或者政治领袖，而是为这一运动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民群众；第三，“拥护共和”奖功制度对外埠华侨和外国人所作贡献的奖励，表明护国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次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革命活动；第四，“拥护共和”奖功制度特别强调对本国妇女的奖励，不仅体现了女性对护国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巨大贡献，而且这在当时中国的奖功制度中也是独一无二和“敢为天下先”的，表明这一奖功制度突破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具有先进的社会性别视角和男女平等的观念。

　　综上所述，“拥护共和”奖功制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护国战争是一次有着人民群众支持的革命战争，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有着广泛社会参与和基础的政治运动。

　　（尹仑,男，白族，1974年9月生，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育部/国家外专局“111引智计划”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生态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