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护国起义“首发难”者(2)

　　抚国军军务院抚军陈炳琨《序》云：“袁氏叛国，唐公复兴，蔡公自滇首义，声罪讨贼，而桂、粤、湘、川、陕、黑龙江诸省相继回应。民国得以重光，虽曰天幸，岂非人哉？”

　　当时云南团保总局总会办赵藩《跋》云：“督军之倡义戡乱，镇抚滇黔，恢复共和，经画华夏。” v　　以上这些护国起义中的风云人物一致认定唐继尧在发动与领导云南护国起义中的首功地位或核心地位，甚至以国家“中兴之业”寄托之。这些人物中有的与唐继尧“少同学，壮同游，联床风雨，抵掌高谈。”而自称对唐继尧“知之深而信之笃。”笔者以为他们对唐继尧的认识，无疑比靠侦破手段来侦破唐继尧所获得的假护国真拥袁的那些“材料”更靠得住！

　　护国起义前唐继尧还做了大量重要准备工作

　　（一）“方帝制发生之先，云南唐继尧见袁氏厉行专制，大拂民意，知国将有事，即阴为部署。整军经武，静观其变。甲寅（1914年）春，在云南讲武堂举办将校讲学会，讲习科目有三：曰《道德要旨》、《名将事略》及《法治大意》。余当时即承当法制课讲席。（讲习之）意在砥砺士气，灌输民主思想，一旦有事，方可协力为国。厥后护国军各中上级将领如顾品珍、黄毓成、杨杰、邓泰中、朱德、马聪、禄国藩等皆参加学习。及至筹安会公然宣布帝制后，滇中军政人员如罗镕轩、李子畅……即三五组集，并向唐进言，秘密发难。唐虽持重，未遽作决定。但为广联声气，亦派员四出，藉调查为名，从事联络。后李协和（烈钧）、熊锦帆（克武）、方韵松（声涛）、戴循若（戡）、王伯群、蔡松坡等相继入滇。（蔡间道经日港入滇，袁密谋暗杀，唐曾派唐继虞、邓泰中等前往迎迓保护）于乙卯（1915年）12月22日秘密会议，歃血为盟，讨袁大计遂定。12月25日，以唐、蔡、李联名致电袁氏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通电全国，宣布讨袁护国。”“决定以第一军出川，蔡领之；第二军出桂，李领之；唐以都督兼领第三军，在滇策应。并负责军需辎重兵员之接济补充。师出之名，定为护国。”“当筹安会主改帝制之电到滇。滇督唐继尧曾秘密开会筹商，军民一致反对。只以滇居边遐，倘或发难，孤立无助，不能不出之以慎重。”

　　以上材料录自王灿题为《护国起义之经过》一文和一篇无题回忆《笔记》。王灿先生还曾赋诗赞道：“会泽（指唐继尧）将军天下雄，义旗首树滇华峰。遂令公路（指袁世凯）不敢帝，新华春梦终成空。”王灿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政法，辛亥革命后回国，历任云南军都督府法制编修、云南讲武堂教官、云南大学及云南五华学院教授、政法学校校长、省秘书长、省高等法院院长、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推事等。与由云龙、李曰垓、任可澄同为护国军中并列的四幕府人物之一。“当日函电文告，均四人撰拟为多。”就王灿先生对唐继尧的了解程度而言，他所提供的这些材料，应当更可信些吧！

　　（二）四年（1915年）秋间，唐先派缪延之赴日本购买军械；吕天民等赴南洋劝募饷额，以为军事准备；吴擎天等赴桂；刘晓南等赴稣（浙江）；李仲初等赴川；杨秀灵等赴湘，密查各地军事，相机接洽同志，以为情报联络。及起义时，唯刘（云峰）赶回，其余未归。而刘（云峰）则北人，今当健在，不难询证。此项军械来源及宣誓名单，及当时报纸，今尚有存，均可为唐于事前曾先派人外出准备前战铁证。

　　假名剿匪，于（民国四年）十二月九日出发之邓（泰中）、杨（蓁）两支队至十九日开毕。《护国军记事》载有《中华新报》所登护国军一士兵由昆出发日期及沿途作战攻克叙府之日记。此非本省事后著作，而为当时日报之实录。有此一书，可为左证。计其时间，实在蔡公二十日抵昆明前一旬以上。又：蔡公于（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十六日由昆明出发，而先遣部队是日已抵川边之新场，二十日已克叙府。此足以证明早自决策，先期派遣邓、杨两支队之不虚。故唐、蔡晤面后第一件事，即发电催促月前假名剿匪出发之一部军队继续前进，由以占军事先着。及得复电，知先遣部队已至相当地点。始于二十五日通电独立。

　　蔡于抵昆时对人之第一句话是：“真是出乎我所意外，你们已经样样都准备好了。”（可）想见（其）欣慰之情，内心之喜。

　　以上材料出自唐继尧机要秘书白之瀚刊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云南护国简史》一文，护国起义期间，白之瀚参赞机枢。他在该文中还说：“护国一役，唐公既为发难唯一之地位，复总揽全局之事权。且歃血立盟者唐，领衔讨贼者唐，而西南合组政府之首脑又复为唐（抚军长）。无论法理事实，均应以为此役之代表。”

　　还有，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首任校长董泽先生的话说,“当时报章杂志，既可寻译。且有梁氏全集暨《盾鼻集》、《躬历谈》并《松坡军中遗墨》等，可资参印。”“当（时）参加此役之各方仝（同）志，尚多健在，知者谅亦不少也。”

　　笔者以为仅凭参加护国之战的“各方同志，尚多健在”这一条。在唐继尧早已作古而靠山早失的情况下，白之瀚大致就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编造子虚乌有的东西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吧。

关键时刻唐继尧毅然决然担起护国重任

　　护国军挺进军司令黄毓成在《云南护国起义之经过》中写道：“当袁氏称帝的时候……云南将军唐公蓂赓，封侯之外，并使外国领事以重金封王为饵，部下都已经封为男爵……殊不知唐公毅然决然不顾一切利害，用铁肩担起国家的重大责任，领导群伦，趋向正大光明的前途，实在令人敬佩。”

　　国民党元老，国民党党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国史馆馆长张继曾对当年昆明《中央日报》记者说：“云南起义，完全为唐继尧主动，蔡锷、李烈钧助之。外谓某某主动者，实系文妖无耻之言，不值识者一笑。”

　　唐继尧的秘书何慧青《云南拥护共和之经过》说：“蔡（锷）于云南起义前三日始入滇，尚在李协和后，人人皆知。云南起义十日以前，即见大批军队开拔，声称开往镇雄剿匪。亦为全滇所共晓。若使蔡为主动，云南为被动，则入川之师，最迅速亦必于蔡入滇之日，始能开拔。”“唐、蔡实相得益彰。故蔡不入滇，云南亦必起义，惟战事之发展情况如何，则又不可知。”

　　事实既已罗列如上。笔者以为唐继尧在发动与领导云南护国起义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大概没有再继续讨论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