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护国战争(2)

　　黄兴在美国最有成效的外交努力是阻止美国向北京政府贷款。1914年11月，袁世凯派陈锦涛、蔡序东等人赴美与美国银行界洽谈借款。黄兴得知后，立即四处奔走，绝力加以阻止，并表现出较高的外交技艺：首先是大量进行舆论宣传，如11月24日在《纽约时报》上真切地陈述：“阻止这项借款，不但可以保持中国对美国人民的尊敬，而且可以迫使袁世凯放弃他的专制政策，改行民主。”其次是对国会议员“托美友竭力运动之”；再次是指示党人在华人聚居的旧金山以国民代表的名义发布通告，不承认借款，同时“电告美政府及议会，……使资本家疑惑，不敢投资。”（1935年11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可谓多管齐下！在黄兴及其他革命党人努力下，美国总统终于令财政部停止与袁世凯的代表商谈借款事。这次借款的流产，使袁世凯失去了头号大国的经济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反革命实力。

　　与美国相比，日本的胃口要大得多，并有点迫不及待。它企图以近水楼台之便，实施其由来已久的“大陆政策”，最后独霸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起初采取了与袁世凯政府亲善的立场。袁世凯正求之不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出兵中国山东，从德国手中夺得青岛而拒不归还给中国，并于1915年1月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黄兴忧心忡忡，从美国致函日本友人，谴责日本政府。护国战争爆发前夕，黄兴指示其旅居日本的长子黄一欧通过官崎寅藏，试探日本外交动向、尽力争取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黄一欧受命后，多次往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藤田。藤田“表示的态度很好，愿对反袁运动暗中于以支持”（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云南独立后，张孝准在东京与日本朝野进行各项交涉，亦多承黄兴旨意谨慎为之。

　　袁世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原因之一就是起初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然而，到了1915年12月15日，日本眼看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声势日高，袁世凯凶多吉少，便见风使舵，联合英、俄、法、意等国向袁世凯提出严重警告，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否则“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第129页）。袁世凯称帝期间，他们多敬而远之，使其失去了外国靠山，从而大大减轻了护国战争的阻力。如果以个人论，这里面，黄兴的外交功劳可以说是最大的。

　　三、参与筹划武装起义，加速了护国战争的进程

　　护国战争期间，黄兴先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916年5月上旬又辗转到了日本。表面上看来，黄兴没有象过去那佯躬亲国内武装反袁的实践，但他却自始至终以革命领袖的姿态和责任心，密切关注着国内反袁武装斗争的动态，并以间接的方式参与丁护国战争的筹划。

　　黄兴早在袁世凯篡位之初，就已朦胧意识到其“有帝制自为的野心”（《黄克强先生全集》（台湾），第113页），非采用武力，不足以制袁。但那时，由于袁世凯的真面目尚未完全暴露，革命党人多被袁世凯的伪装所迷惑而对他心存幻想。1913年3月的“宋案”将革命党人从“革命成功”的美梦中惊醒，幻想破灭。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非常明确地把武力倒袁作为基本方针，力谋三次革命。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孙中山断定“袁旦夕将称帝”，并认为“内地不平之声甚烈，即袁所部如冯、段辈亦表示反对，……比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洵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49页）。从这时开始，革命党人不断回国深入内地各省，策动反袁武装起义。但由于革命党人没有直接掌握大量军队、经费困难等原因，多次小规模的义举终未能成燎原之势。

　　从广义来讲，护国战争是1915年12月至1916年6月这段时间内各派反袁武装斗争的总称。其中，声势最大、给袁世凯打击最沉重的，是1915年12月25日爆发的由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领导的云南起义。令人不解的是，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题为《要靠党员成功，不要靠军队成功》的演说中提到护国战争时，仅称中华革命党“起义于广东、山东、长江流域各省”（《孙中山选集》，第544页），却避而不谈云南起义。显然，孙中山认为云南起义与革命党人没有关系，至少没有直接关系，并且无足轻重，不值得宣扬。这是孙中山的党派偏见。现在，也有学者认为：“蔡锷不是国民党人，国民党也没有参与云南起义的策划”（朱正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自述》，湖南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21页注③）。笔者认为，不少革命党人（包括原国民党人和中华革命党），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云南起义的策划，而且在其中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下面仅以黄兴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姑且不论黄兴及其他革命党人在其它地方策动武装起义对云南起义给予的战略上的配合与支援）。

　　云南起义的三位重要领导人蔡锷、唐继尧和李烈钧，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年在日本就与黄兴相识。其中，蔡锷、李烈钧与黄兴感情颇深，唐继尧与之也时有交往。这种关系，为黄兴参与策划云南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15年秋，正当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登极之时，黄兴收到蔡锷所书将经日本赴西南发难的密信，便一面计划加紧在美筹款，一面立即派黄一欧携亲笔函回日本，交给东京的张孝准，嘱张设法回国，“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张接信后即动身回国，与蔡锷取得联系，商定秘密离津计划，随即先返日本部署。此时，蔡锷的同窗好友石陶钧也已奉黄兴命到达日本，与张协同安排一切。11月，蔡锷秘密抵日本后，在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前往云南。蔡锷之所以选择云南为发难地，是因为这里地处偏远，袁世凯鞭长莫及，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滇军将领又多蔡锷旧属。黄兴对蔡锷的选择深表赞同。但由于蔡锷“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黄兴“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陈嘉会日记》，1937年1月13日条）。使起义得以顺利发动。12月25日云南起义当天，唐继尧致电黄兴，告以云南宣布独立，誓师讨袁。黄兴立即命谭人凤、周震鳞等“赴南洋筹饷”，支持西南义举。1916年4月，蔡锷“以一己之任重力弱，屡嘱何成■电促公归”（刘揆一：《黄兴传记》，载《辛亥革命》（四）第311页）。这两个函电，不仅说明唐继尧、蔡锷在关键时刻和危难之中将黄兴作为领袖加以推崇，请求指点，而且从一个侧面证明黄兴与云南起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外，黄兴与李烈钧“函电往返，尝促其回国起兵讨袁，自任筹款之责”（毛注青：《黄兴年谱》，第272页）；鼓励唐继尧“再接再厉，规画久远”，“分派精兵，进趋长江中部”（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东大陆主人友声集》1916年6月1日黄兴致唐继尧函）等等。大量事实证明，黄兴站在全局的高度，参与了云南起义的筹划，是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合作的纽带。当时的革命家张继有云：黄兴及其旧属对“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毛注青：《黄兴年谱》，第269页）。这一评价，窃以为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