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期间，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因二次革命的失败，亡命海外。长期以来，这一因素使史学界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大打了折扣。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讲，护国战争无疑是反袁各派大联合的结果。但如果用长时段、多视角的方法来进行系统研究，不难得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护国战争的灵魂和旗帜的结论。不过，本文无意探讨这一问题，而旨在论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黄兴与护国战争的特殊关系，及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由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给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护国战争中的应有地位。

　　一、致力于反袁宣传，为护国战争作思想动员

　　二次革命失败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暂时趋于低潮，国民党人虽一度“大都垂头丧气”，但孙中山、黄兴等人“此时反极为乐观”（《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543页）。1913年7月，黄兴逃往日本。当时，革命派内部发生严重分歧，黄兴则“谋党内外大团结”，“实为当时合作柱石”（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7页）。1914年6月底，黄兴又离日赴美。值此革命低潮之际，黄兴以必胜的信心，在海外华侨中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反袁宣传。7月9日，黄兴一抵达檀香山，就在报上公开发表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将不停止奋斗”，“继续为自由奋斗到底。吾等此次赴美，目的不在募款，而在将中国的现状宣布于世人之前。”（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53页）不久，在美洲国民党支部二次革命纪念大会上，揭露“袁氏罪恶甚多，而其最甚者，可分作五类说：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袁氏有此种种罪恶，倘吾民犹不知起而反抗之，直可谓坐以待亡者耳。苟不欲亡国，则未有不群起而攻之者也。”（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载《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使华侨对袁世凯的罪行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进一步唤起华侨对国内反袁斗争的政治同情与经济支援。8月15日，应旧金山共和俱乐部之邀，黄兴前往发表题为《共和政体下的中国》的演说，“猛烈抨击袁世凯，并表示：除非袁改变政策或有人取而代之，南方各省当再次发动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外交告急。黄兴将其与内政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表示愿意“谨守绳墨”，“俾政府专其心志，尽力折冲”（毛注青：《黄兴年谱》，第267页）。黄兴的这一态度引起许多原国民党人的不满，如东京的《民报》杂志以“投降”、“屈膝”相责难。其时，在黄兴之先早有林虎、熊克武、程潜、张孝准等11人联名通电，提出“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正谊》杂志，第1卷第7号）。在美洲的冯自由、林森等亦致电孙中山，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活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革命文献》第5辑）。平心而论，在当时对外反侵略、对内反专制，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复杂情况下，黄兴与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呼吁一致对外，救亡图存，不无一定的道理。再说，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后，黄兴马上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痛斥其“一味屈让，罔识其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讨袁。在反袁各派势力联合打击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称大总统。黄兴十分坚定，表示：“除非袁世凯下台，讨袁行动决不中止”（1916年5月14日《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

　　诚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宣传反袁的政治力量不仅仅只有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但对袁世凯的罪行揭露之深刻、抨击之猛烈，以及反袁态度之坚定，则没有哪一个派别能与之相比。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袁宣传，起到了政治旗帜的作用，为护国战争作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动员。可以说，没有革命派的大力宣传，就不会有各派的反袁大联合；没有各派的反袁大联合，护国战争就难以取得胜利。从这一关联来讲，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它任何一个派别都相形见绌。

　　二、从外交上孤立袁世凯，减轻了护国战争的阻力

　　袁世凯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先后当上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的。作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袁世凯复辟帝制，帝国主义肯定会推波助澜。黄兴深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反袁斗争的成败有着不可忽视的直接影响，所以，他充分利用自己身处海外的优势，大力开展反袁外交。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过去掠夺中国的几个老牌殖民国家英、法、德、俄等因忙于彼此间的厮杀，一时无暇东顾。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则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加紧扩充其在华势力。袁世凯为得到它们的支持，不惜丧权辱国而百般献媚。由此，美国和日本便成为黄兴革命外交的主要对象。

　　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既支持袁世凯，以期从北京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特权，又因顾虑袁世凯政权难以维持下去，而对革命派网开一面。1914年7月15日，当黄兴抵达旧金山时，尽管北京政府已照会美国政府阻止黄兴上岸，却“有美总统数电及公文通饬关吏，令其优待并妥加保护”（《同行人报告书》，载《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一期）。美国政府的善待，使黄兴甚为感激。他以非常友好的姿态表示：“大多数中国人都极力赞成与外国尤其是美国建立密切关系”（〔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70页）。9月30日，美国人林百克来访，请他提供自己的传记资料。结果，黄兴不久寄出的竟是“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很长的文件，呼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无一字涉及黄兴个人的功勋和生活”（同上，第171页）。黄兴还认为：“能为我助以抵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305页）。这是他之所以改变游历欧洲的初衷，而长时间逗留美国达一年又九个月（1914年7月至1916年4月）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资料证明，黄兴在美期间，花费了相当的精力，或直接呈书美国政府和议会，或分别致函各地有名的实业家，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中国人民反袁到底的决心，促使美国政府抛弃袁世凯，争取美国朝野支持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