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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如图1所示，2008年2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CPI同比增速）达到8.7%的阶段性峰值。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2008年10月，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突然变为通货收缩压力，由2009年1月的1.0%陡降至2009年2月的-1.6%。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并没未主动压缩货币供应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没有需求的货币自动且迅速地退出了流通，而物价也同时下降。这种情况和当时陕甘宁边区“生产品不够边区之用，外货又不能进口”，以至于供不应求导致物价上涨，是同一个道理。朱理治同志在当时的分析今天依然适用。

　　由于M2的增速超过名义GDP增速，很多人批评中国央行货币“超发”。但事实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在这一情形下，即便货币增长速度较快，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既然没有通胀，就很难说央行是货币超发。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增发的M2中的大部分转化为储蓄存款。中国目前存在的M2和M1增速之间的“喇叭口”就是证明（图2）。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凡事都有个度。如果长期“超发”货币，形势一旦发生变化，“超发”的货币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例如，2020年3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5%。2020年3月之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外部冲击，特别是美国股市暴跌，美联储“无底线扩表”，恢复零利息率。2021年3月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2.6%，到年底时为7%，2023年通胀率最高一度达到9.6%。换言之，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必须把这个度掌握好。在延安时期，朱理治同志就对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