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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名“曼昭”的《南社诗话》(收录于《南社诗话两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经青年学者宋希於与笔者接力研究，证实为汪精卫所作(参宋希於《“曼昭”是谁？》，陈晓平《“曼昭”就是汪精卫》，《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9月2日、16日)。

　　汪精卫出身文学世家，叔父汪瑔、堂兄汪兆镛都是近代有名的诗人学者。得益于家学渊源，汪精卫文学造诣颇深，治事之余仍从事诗词创作，《双照楼诗词稿》有声于时。汪氏于1929年前后写成的《南社诗话》，以刊布孙中山战友诗词作品为经，以保存革命史料为纬，寓政治褒贬于文学评点之中。

　　汪氏因缘际会，早年师从朱执信、古应芬，1905年与同窗胡汉民加入同盟会，到1925年止，追随孙中山凡20年。孙中山凡有兴作，汪氏几乎无役不与。《南社诗话》中的记事内容，多是亲身经历或得自当事人转述，可信度颇高，是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的第一等史料，内中有关胡汉民挑拨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的记述，可补现代史之不足。

　　胡汉民挑拨孙陈关系

　　孙中山、陈炯明决裂，为民国史重大事件之一。作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实力派政治军事领袖，陈炯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孙、陈政治理念的差异，是两人分道扬镳的主因。陈炯明认为兵燹之余，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教育；孙中山则从全局上考虑，践行与奉系共同讨伐直系的约定，力主出兵北伐。笔者视野所及，反对护法国会、回粤的人，有孙中山的老友章太炎、蔡元培等人，连亲儿子孙科也在其列；主张暂缓选举总统的，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孙的老友亲信。政见不同，本可从长计议，协商解决，未必一定发展到水火不容。

　　1920-1922年间的孙、陈交哄的主要原因，已有不少学者作过研究。双方闹到感情恶化、公开决裂以至兵戎相见，孙中山“股肱之臣”胡汉民应负一定责任，许崇智、蒋介石也曾推波助澜。本文试图呈现这个尚乏人注意的侧面。

　　1920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从福建率领粤军回师收复广东。10月29日，正当粤军逼近广州之际，孙中山致函蒋介石，高度评价陈炯明，并声明应服从“主义”而非服从个人：“竞存(陈炯明字竞存———编者注)此番回粤，实举全身力气，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290页)此时两人即使偶有分歧，都能通过协商顺利解决。

　　这一阶段，陈炯明也表现得十分大度。同一天，陈炯明致电孙中山：“我军本晨克复广州，敌向北江退却，钦、廉籍军在省宣布独立。现一面处置钦、廉军，一面檄大军追击，请同展兄(胡汉民字展堂———编者注)立刻回粤主持烦剧，炯须督队前进也。”(《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04页)陈炯明在恳请孙中山回粤主持大局时，仍特地邀请孙中山的助手胡汉民。尽管军务倥偬，陈炯明为照顾胡汉民感受，仍考虑得十分周到。

　　后来双方分歧日深，孙中山身边一些人物的煽惑不可忽视。陈炯明的亲信陈演生说得比较含蓄：“当日对先生(指陈炯明)与中山先生，实有不尽爱人以德之人，有以使彼此合而不得不离，离而不得复合者，应合负此一段历史上之责任。”(《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1950年香港版)陈炯明本人，在“六一六事变”前，对前来惠州说合的吴稚晖说过：“粤局弄到如此田地，挑拨离间者大有其人。不去此辈，吾与孙中山将永无复合之日。”5月25日，陈炯明当面对汪精卫感叹：“随中山多年，谊不可谓不厚，尚且信一般闲言而遗弃之……”(《陈炯明文集》下卷第931、943页)

　　同盟会元老莫纪彭，晚年在回忆中则直言：“说到孙、陈分裂，不如说胡、陈分裂。展堂……出身刀笔吏世家，舞文弄墨而不能容物，当年同志无不非议之。”“孙、陈关系，日形恶化，乃致毫无转圜余地，则中山之左右胡、许诸人不能辞其咎也。”(《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第20、22页)“胡、许”指胡汉民与许崇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