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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金融家朱理治》出版座谈会现场

　　首先，我代表朱理治的后人，向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南通市金融学会精心筹划举办《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一书出版座谈会，沈雷副书记代表市委市政府莅临会议并致辞，表示衷心感谢！向抽出时间出席，尤其远道前来出席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谢意！向费尽周折策划、编辑、出版《红色金融家朱理治》一书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特别是责编李季等同志，表示由衷感激！

　　1993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我父亲在金融工作方面的遗稿出版过一本书，名叫《朱理治金融论稿》。这些文稿是他在1941年至1943年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以及1949年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兼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期间撰写的文章、讲话、报告，一共18篇，约7万字。其中大部分文稿，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地区分行提供的，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作了序。那本书出版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举办过出版座谈会，邀请很多延安时期和边区银行的老同志出席。1997年我父亲诞辰110周年时，那本书又增加了有关他在上述两个时期的传记片段和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关于他金融思想的论文，被纳入由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题写书名的《朱理治小丛书》。那本书虽然有两个版本，但都以他的金融思想为主线。而今天座谈的这本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红色金融家朱理治》，则是以他的金融实践为主线的。

　　刚才，我听了各位嘉宾的高水平发言，特别是余永定、张宇燕两位学部委员的精彩演讲，颇有感触，深受启发。我在金融学方面是外行，对党的金融史也缺少研究，只想借此难得机会，谈谈我父亲的家乡——南通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他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中表现出的钻研、求是和担当精神之间的关联。

　　我父亲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他曾多次对我说过，1926年他由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今南通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天天钻图书馆，从曾国藩家书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什么书都看，但越看越糊涂，感到茫然无绪。与他同宿舍的余冠英是文学系学生，江苏扬州人，当时是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他看我父亲是个有志气的青年，说你想追求真理，我这里有两本书是真理，但实行起来有危险，不知你敢不敢信。我父亲说，只要是真理我就敢信，杀头也不怕。于是，余冠英给他看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我父亲看后顿时感到豁然开朗，确信自己找到了真理，并在余冠英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无论遇到对敌斗争的生死考验，还是身处党内斗争的利害选择，对党的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当初选择的人生道路，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和犹豫。

　　我父亲家乡余西镇的余西小学是他幼年读书的学校，也是他1928年由清华大学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回到家乡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的学校。2008年，南通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他，将这所小学更名为通州市理治小学。2010年，余西并入二甲镇，理治小学与二甲小学合在一起，组建了南通市理治小学。2012年，理治小学又被命名为理治红军小学。学校为了在学生中开展学习革命前辈的活动，希望我能将我父亲的精神作一个简要概括，于是我总结出了四句话，即：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忠诚祖国的赤子情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廉洁正直的人格风范。我认为，他的这些精神既是他用自己一生磨练出来的，也是在我们党的精神大熔炉里淬炼出来的，是我们党的精神的组成部分。同时，我认为他的这些精神也是受南通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育和熏陶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我想，我父亲之所以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辈子，之所以能拥有共产党人的品格气质，之所以能在陕甘宁边区银行任上表现出钻研、求是、担当的精神，追根溯源，都源自南通的深厚文化底蕴。

　　我父亲1907年出生于南通县余西镇一个三代行医的中医世家。他们以忠厚为本，医术高超且医德高尚，但因时常接济穷人，故家境拮据。我父亲的私塾先生王小楼是张謇的干儿子，看他聪明好学，是可造就之材，便在他初小毕业后，安排他上了南通师范第一附小读书，同时请自己的好友，也是我父亲的远房亲戚给予资助。后来，我父亲考入公办的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主要创办人正是张謇。该校的校训“诚恒”二字，是他亲自订立和书写的。我父亲从出生到1926年考入清华，在南通总共生活了19年，已经成长为一名青年。所以，他为人的品德、品格、品质、品行，基本上是在南通形成的。

朱佳木

　　南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近代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师范教育的发祥地，拥有近代中国第一座博物馆、气象台，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戏剧学校、盲哑学校，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是清末状元，也是一位具有新思想和广泛影响力的近代实业家、教育家。他的一生顺应时代潮流，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计民生，立志实业救国，讲究个人操守，给南通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南通还出过一位曾任教北洋法政学堂的近代爱国学者和革命志士白雅雨，他在辛亥革命中做过北方革命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临刑时坚决不跪，表现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便是他的一名学生。所有这些历史和人物，构成了南通既崇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求实，又倡导革新、变通的特色文化。从我父亲的一生，尤其在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实践可以看出，这一文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的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父亲在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任上表现出的第一个精神是钻研的精神。

　　关于我父亲1941年3月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这件事，边区银行的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是用“临危受命”四个字形容的。这个“危”，主要指的是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断供封锁给边区军民生存造成的危机。1936年底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此后，由国民政府向他们承认的八路军部队发放经费，加上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大致可以满足边区50%—80%的收入需求。但国民党顽固派在1939年年底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扣发、拖欠八路军经费，而且限制国内外援助款项汇入边区；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更是变本加厉，全部停发了八路军军饷，还在边区四周增设关卡，扬言不让一粒米、一尺布进入边区，妄图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独立发行边区货币，并委任原本由豫鄂边区奉命回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的我父亲出任边区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