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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农民关系三题

  孙中山早年说过自己“生而贫”,“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某也,农家子也,早知稼穑之艰难”。在近代中国领导改革、革命的政治家当中,像孙中山那样出身于普通农家、终生关心农民者甚少。几十年来,“孙中山与农民”是中国大陆学者非常关注并取得很多成果的领域,然而,过去的一些结论、甚至已经成为常识的一些问题,仔细推敲一下仍可进一步讨论。

  一、孙中山与太平天国

  很多史料提到,孙中山少年时代听过太平天国老兵讲故事,青年时代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内地崇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背景下,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在一定意义上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继承者。

  然而,如果我们看辛亥革命时期产生的史料,那么,不难看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是把太平天国看成是“汉族”反对“满清”的起义,革命党人还有意地把太平天国的人物士大夫化。1904年孙中山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所作的序言,就完全把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汉族人的王朝来看待。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清朝极力销毁一切太平天国的文献,真正的太平天国历史,民国以后才逐渐为人所知,而把太平天国称为农民起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以后才有的观念。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他革命党人,当时对太平天国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综观孙中山所有言论、著作,他从来没有把“太平天国”与“农民”予以联系。

  孙中山家乡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太平天国的领袖和重要将领,没有谁来自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而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另一场农民起义——— 洪兵起义,则席卷了珠三角,包括孙中山的家乡香山县,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参加了起义,在香山,红兵还围困县城几个月,战火烧到孙中山家乡翠亨村附近。孙中山的先辈在这场农民起义中做了什么?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直接说明。不过,起义发生时孙中山的父亲和叔父都在壮年,他们在动乱过后仍留在家乡,一家人都平安无事,于此可见并无参与“乱事”。各种资料显示,孙家先辈都是规规矩矩、不敢造反的“良民”。如果要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产生与晚清农民起义的传统有关,按理,洪兵起义的影响应该更直接,因为孙中山少年时,洪兵起义才过去一二十年,亲历者很多应仍健在。然而,孙中山本人的回忆以及各种有关孙中山的忆述,都没有提及过这次起义。

  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在近代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内地学术界研究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时无不联系农民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受历史上农民“均平”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土地纲领,是重要和直接的思想渊源。

  可能没有哪种农民起义的文献会像《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受到中国内地学术界的重视,对它的内容、性质、作用等问题,学者们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对这个制度反封建的积极意义,都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太平天国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制度并没有实行。当时在天京为曾国藩收集太平天国情报、文件不遗余力的张德坚,也只是听说过《天朝田亩制度》而没有见过,所以他怀疑《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印行。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至今没有发现多少太平军宣传这个制度或者农民因这个制度参加、支持太平天国起义的记载。太平天国失败后一些文献流落国外才得以保存。1924年程演生在巴黎找到一批太平天国印书,其中就有《天朝田亩制度》,他把这批印书整理介绍,中国国内才逐渐有人知道。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同志,从来没有在著作中提到过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提到的只是平均主义的圣库制度(“公仓”)。甚至到了晚年,孙中山在讲到太平天国的赋税、财政时也只是根据一些明显不可靠的传言。因此,可以认为,孙中山直至逝世,没有看过甚至并不知道《天朝田亩制度》。至于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均平”的史料,在195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专门整理,知道的人也不会多,孙中山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也没有提起过。所以,要说《天朝田亩制度》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影响,还必须找到更多直接的证据。

  二、孙中山怎样发动农民参加革命

  195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学者讨论近代的政治改革与革命时,通常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一个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纲领,没有分土地给农民,所以无法动员农民参加革命。

  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从清末以来对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中国共产党还吸收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教训,同时也借鉴了苏俄的经验;党的领导人、理论家亲身到乡村进行调查研究,经历过不少失败、挫折才制定出一套可操作的土地改革政策。而宣传、实行这个政策,又依靠初步建立的政权,派出党员、干部、军队深入农村,在一些地区建立起足以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局面后,先进行土改的试点,然后逐步实行、推广到更广阔的地区,最后取得全面成功。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革命党人对农村和农民的知识,大体上只能来自自身的体验,而革命党人当中,与乡村和农民有关系的人很少,更缺乏能够深入乡村的有理论、有理想、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如果有一个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纲领,又有办法向农民宣传,并组织农民实施,这当然有可能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有无可能做得到?所以,以往对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未免是苛求前人。

  然而,同盟会纲领的“驱除鞑虏”,是没有文化的乡村居民听得懂的语言,此外,反抗官吏、豪绅肯定也是宣传的内容。革命党人还以革命成功后经济生活的改善来发动农民。孙中山后来说过,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句话:“革命成功,大家有平(便宜)米吃。”因为在珠三角,很多农地种植经济作物,很多农村居民必须籴米而食,城乡居民都苦于“米贵”,因而“食平米”的口号可以发动农民。同盟会员兼绿林首领李福林,曾记述自己在顺德龙江通过演戏在农村居民中发展同会会员的情况,据他说,“几日之间,前来加盟成为新同志的共有几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在不到半个月就发动了十几万农民军向广州进发,对促成广东“和平光复”起了重要作用。列入军政府统计的农民军人数曾达到148400人,此外,不在广东军政府领取军饷的农民军更是不计其数。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拿起武器组成队伍,在革命党人率领下投身革命,这是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场景!以往,我们可能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动员农民的程度估计过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