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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诗话》中的孙中山史事(2)

  汪精卫将胡汉民比作杨国忠

  莫纪彭、陈演生皆偏向陈炯明,故学界多不予采信。但汪精卫在《南社诗话》中的揭露,则是极有力的证词。汪精卫与胡汉民同为孙中山左膀右臂,对孙中山的最终决策均无异词,不会有故意偏袒陈炯明的嫌疑。

  胡汉民与陈炯明的矛盾由来已久。清末胡汉民在香港领导同盟会南方支部,协助黄兴统筹“三·二九”起义,陈炯明任第四选锋队队长,因误会命令没有如期发动,受到胡汉民指责。广东光复时,陈炯明立了大功,胡汉民任广东都督时,陈炯明做副都督,配合尚属默契。

  不久孙中山回国,胡汉民前往香港迎接,并跟随孙中山前往上海,临行叫人传话,让陈炯明代理都督,言下之意,胡随时可能回任。在南京期间,孙中山及其亲信对广东都督职位,先后提出过不同人选,对陈炯明似欠尊重。卸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偕胡汉民回广东,陈炯明认为是来讨回都督印信的,遂挂冠而去。事后胡汉民虽做了补救,请陈炯明回粤担任“总经略”,两人因职权交叉,难免龃龉。之后袁世凯发表陈炯明为广东护军使,有心离间,使胡、陈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当时一位接近袁世凯的记者窃窃自喜地报道说:“胡、陈举动,似合仍离,殊难索解……胡、陈意见似未消融。总之,胡、陈皆存野心,互相猜疑,互相利用。”(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423页)

  1920年秋,朱执信冒险前往虎门策动驻军反正被害,孙中山派汪精卫、廖仲恺继之。10月30日,汪、廖从广东打电报给尚在上海的孙中山,建议立即任命陈炯明兼广东省长。(《双清文集》上册,第376页)广东初定,人心不稳,此时让陈炯明以粤军总司令身份兼任省长,是最合适的安排。

  汪精卫赴上海迎接孙中山时,发现胡汉民觊觎省长大位,“以一省长之故,蓄憾于心,日夜构陈于孙公之侧……”回广州以后,“……知陈与胡之互相齮齕也,怅然不乐,遽一人归上海”。(《南社诗话两种》第15、16页)

  1921年4月7日,国会开会,陈炯明听闻有选总统之事,“因询之于胡汉民,胡答谓今日国会系开谈话会耳。至五时后,胡忽电告陈氏云:不期今日竟选出孙总裁为大总统,孙总裁亦不知有其事,如何是好?”(《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371页)这种伎俩甚为拙劣,只能增加陈炯明的恶感。

  1922年初,孙中山计划从广西出师北伐;3月26日,在桂林大本营会议上,接受蒋介石、胡汉民的建议,突然作出回师广东的决定,引起陈炯明部将的疑虑。胡汉民等排挤陈炯明,还造作陈炯明与直系吴佩孚勾结破坏北伐等谣言,以此激怒孙中山。(1922年4月26日《申报》)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陆军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各职。陈炯明为明心迹,坦然接受免职命令,移居惠州,以示并无勾结直系反对孙中山的意图,并于23日复电孙中山,表示决意引退。

  5月下旬,受到北伐军压迫的陈炯明部将叶举等,联名致电孙中山,请收回免陈命令,并提出三项条件,其中之一是“撤革六君子(系指胡汉民、胡毅生、魏邦平、夏重民、蒋中正、谢持而言)。”(《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514页)粤海关情报称:“叶举等又发出通电,宣布胡汉民、廖仲恺、现任财政厅长程天斗以及其他人七人是目前孙、陈之间产生分歧的主要策谋者。”(同上第513- 514页)两份名单有所出入,但均以胡汉民为祸首。

  孙中山卫士马湘曾回忆“六一六事变”前夕,陈少白在孙中山面前说过一段话:“我闻得陈炯明部下说,‘一定要杀胡汉民,杀了胡汉民就一切事情可以服从。’陈炯明要杀的人,大概就是胡汉民吧。”(《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472页)以陈炯明为人,不会说出要杀胡汉民这种话来,但陈炯明及其部将对胡汉民深恶痛绝的态度,则十分真实。

  对“六一六事变”肇因,汪精卫在诗话中下了这么一个结论:“论者谓十一年六月十六日观音山之变,陈固安禄山,而胡则杨国忠,谅哉!”(《南社诗话》第15- 16页)宰相杨国忠不断向唐玄宗进谗言,迫使安禄山决心起兵叛唐。这个比喻,直指胡汉民在孙陈决裂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值得深思。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秘书长,有太多暗中上下其手的机会。若非汪精卫揭破此事,局外人很难洞悉内情。

  蒋介石崛起前因

  入民国后,孙中山特别信任和赏识陈其美,以其在二次革命中倾力支持,于1916年被刺牺牲。作为陈其美的小兄弟,孙中山爱屋及乌,对具有一定军事才能的蒋介石比较欣赏。但蒋介石性格倔强,落落寡合,不能甘居人下,对陈炯明、许崇智等上司不满,每次到军中供职均半途而废。对蒋介石多次“临阵脱逃”,孙中山仍加以优容,主要原因是手下缺乏得力军事干部,许崇智公子哥儿脾气,难任艰巨。

  1922年“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移驻永丰舰。汪精卫在上海闻讯,“邀蒋赴难,偕至黄埔,谒孙公于永丰军舰”(《南社诗话两种》第36页)。事后,蒋介石迅速写成《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为该书作序,称道蒋介石“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71页)。患难中的朝夕相处、出谋划策,让孙中山对蒋介石增加了不少好感。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到与胡汉民、汪精卫并列的层次,并非从此事开始,而是几个月前的桂林回师决策。

  汪精卫称:“按桂林旋师之议,发自胡汉民,蒋介石赞之。及孙公师至梧州,陈炯明免职,归惠州。蒋介石主张进兵追之,使不得立足于惠州。并留兵梧州,阻叶举等东下。胡汉民以为陈已无能为,宜即出师江西北伐,以示此时旋师,非与陈争广东地盘也。孙公从胡议,蒋愤而辞去,回奉化家居。及北伐之师深入江西,叶举等东下,经据广州。遂以六月十六日之夜,围攻大总统府,孙公几为所获,赖登军舰得免……孙公自是以蒋为有先见之明,信任过于胡矣。”(《南社诗话两种》第36页)

  2月3日,孙中山下令从桂林出兵湖南北伐,本来预期由陈炯明接济饷械,后因双方意见分歧,于3月26日改为回师广东。陈炯明撤往惠州以避免冲突。蒋介石认为双方分歧无法调和,不如立即驱逐陈炯明,将叶举等陈系军队分割包围而消灭之。胡汉民则认为应立即出兵江西,以示回师并非与陈军争夺地盘。蒋的意见不被采纳,愤而离粤。蒋对革命阵营内不同意见,屡屡主张武力解决,与他后来利用廖仲恺被刺、中山舰事件排斥异己的思路如出一辙。

  “六一六事变”发生后,孙中山觉得蒋介石具有预见性,战略上高出胡汉民一筹,渐次加以重用,1923年命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1924年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提升了蒋的地位和实力。“桂林旋师”建议,为蒋介石青云直上奠定了基础。站在1921年的地平线上,再高明的预言家,恐怕也料想不到蒋介石能在短短数年内,抓住几次机遇果断出击,一举超越胡汉民、汪精卫,登上最高权力顶峰。

  ◎陈晓平,文史学者,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