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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应一概否定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积极作用。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如经济总体处于供求相对均衡的状态时，财政赤字货币化所产生的额外货币供应，并不会直接导致物价上涨，而是可能转化为企业和居民端的储蓄，这种转化不仅不会对物价稳定构成威胁，反而可能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积蓄能量。

　　更进一步，在经济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即存在通货紧缩风险时，适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则能发挥出积极的反作用，有效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推动经济走出困境。尽管如此，朱理治并没有将财政赤字货币化视为解决财政问题的唯一或主要依赖手段。他明确指出，若想让银行能够更加积极地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从而促进私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关键在于财政自身要具备可持续的收支平衡能力，即财政不应过度依赖通过发行货币来维持日常开支。

　　第四，对外稳定边币对法币的汇率。

　　由于边区总体上处于贸易赤字和法币储备缺乏状况，边区银行较难通过直接干预市场来维护边币的汇率稳定。这就意味着，稳定边币对法币的汇率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要维护好贸易平衡。此外，还需在实行贸易和外汇管制的同时，“实行外汇允许制度，管理入口贸易，保证入口货物能得到充分外汇”。

　　边区的贸易赤字较大。据朱理治的统计，1941年边区出口商品总额约为6286万元，且最重要的出口物资食盐面临国民党顽固派的刻意压价。而需要进口的物资高达1.3亿元，仅棉花与布匹的进口额就高达8473万元。为维持边区贸易平衡，朱理治从进出口两方面对症下药。就出口而言，对主要边区出口品实行统销和统一定价，如由贸易局来统一销售食盐，以统一的价格和质量来避免边区内的价格竞争，并组织运盐合作社的方式。就进口而言，对进口商品分类管控，对边区有生产基础的进口商品和迷信物品分别进行加税和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方式，并限制香烟等商品的进口，从而既可以满足边区市场的必要需求，又能够发展边区生产，还有助于降低“外汇”损耗（李成龙，2021）。

　　第五，扩大边币的流通区域，推广边币在边区外的使用。

　　朱理治的理念为，“推广范围的大小，亦决定边币价格之高下。边币流通范围大，则边币值钱，从而可以多发；流通范围缩小，边币就跌价，从而不能大量发行。”边币的稳定和升值与边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之间可以相互促进。一方面，边区使用范围扩大表明市场对边币的需求增加，需求增加可以稳定和提高边币价值。另一方面，边币的稳定和升值又有助于增加边币的市场需求，从而扩大边币使用范围。朱理治的这项政策具备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

　　实践证明，朱理治同志扩大边币流通范围的政策极具前瞻性和有效性。他指出，1941和1942年，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量为超11000万元，相较于1940年增加了35倍多。增速较快的货币供给量，不仅使边区政府和群众顺利应对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也有助于促进边区经济建设。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现实情况表明，边币的大量发行并没有导致边币贬值，反而有利于边币价值的稳定和趋于升值。1942年后期，边币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法币的汇率也提高了三分之一。

　　三、朱理治金融思想的现实意义

　　朱理治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的许多思想与实践，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许多超前的现实意义。在下文中，笔者仅打算讨论朱理治同志关于通胀治理和财政平衡思想的现实意义。

　　1、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

　　货币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非常流行。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在中国耳熟能详、深入人心，直到现在依然被许多经济学家奉为圭臬。

　　货币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物价水平同货币供应量成正比。在1970年代，对货币主义理论的标准解释是：货币的价值也即其购买力取决于它的稀缺性。货币存量的增加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反之则反是。货币主义假设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外生变量，也即货币供应量增速超过（实际）经济增速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朱理治在80多年前就已经明白，通货膨胀并非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他指出：“边区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还存在矛盾。生产品不够边区之用，外货又不能进口，供求的这种矛盾不能不引起边区物价的上涨。我认为，这一点是边区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

　　朱理治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揭示了通胀的另一个原因，也即“供需缺口”。有了供需缺口，才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朱理治关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失衡是造成物价上涨原因的看法，同当前的现实是完全契合的。货币供应量不一定是外生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不一定导致需求量的增加。供不应求的缺口可能导致货币替代物的产生，供大于求的缺口可能导致“货币”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