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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到底有过人之处，他还进一步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找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而不集中，具有小资产阶级苟且偷安的劣根性，缺乏革命的觉悟，眼光短浅，不懂得与封建阶级之间有利害的不同，也不懂得与革命事业利益一致，反而“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上便没有了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即使在一二伟人主持下，打倒了统治阶级，也不能站稳地位，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被打倒的阶级随时可以死灰复燃，这样的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22期，1923年4月25日。]中共五大宣言不是说辛亥革命没有资产阶级这个社会基础，而是说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窄，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力量弱小，不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反动势力，所以辛亥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95—96页。]

　　毛泽东从更广阔的背景分析了辛亥革命与目前的国民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 子任（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没有正确的口号或纲领，没有工农群众的参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国际援助，所以失败了。

　　郭真《辛亥革命史》参考、综合了彭述之、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许多内容还是抄录他们的，故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比较全面而系统。他归纳了五条：

　　第一、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工具，有些革命党人只知排满，而放过了帝国主义这个真正的敌人。当时革命党的理论是由推倒满清而革新自强，由革新自强而挽回权利，没有通过直接反抗帝国主义来号召民众，所以民众心理上认为“满清倒而革命运动即应停止”，使革命不能彻底，对一般军阀也没有彻底铲除，所以革命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未去，封建军阀的势力未动。[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81—84页。部分内容抄录自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6期。]陈独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革命党人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 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6期。]恽代英批评同盟会的宗旨，一方面主张土地国有，而一方面又要求帝国主义帮助革命的事实，是矛盾可笑的。[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第62、59页。]

　　第二、没有认清真正的群众——商业资产阶级和农民手工业者，革命党仅看见资产阶级中之一部分华侨，只专心致力于会匪（会党）和军队运动，对于资产阶级的铁路商办、矿山商办和农民的反抗加捐等运动绝少参加，以致这些群众在革命时和革命后，都不知道革命党为谁的利益奋斗，都不愿与党人发生关系。辛亥革命没有真正的大众的帮助，自然要失败。[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84页。]对于革命党人不热心参加资产阶级争取路矿商办运动的原因，陈独秀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说明，他指出，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发挥工人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即对于全国绅商所奔走呼号的权力收回（铁路矿山等）运动，革命党人也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权利以免多自树敌”的理论之下忽视了。[ 独秀：《革命与民众》，《向导周报》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张太雷1926年10月10日发表《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认为，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没有一个有民众基的党，没有一个拥护民众利益而能使民众起来拥护的政纲，辛亥革命没有解决或提出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完全被藏匿而未提出，因此“人民对于这革命不能起兴趣，于是辛亥革命就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失败了”[ 张太雷：《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张太雷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83页。]。

　　第三、没有强固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时，最富于革命性的工农民众没组织起来参加，担负革命使命的同盟会组织又不完善，成分复杂，包容了许多反革命，纪律也不严，大多数党员不明主义和政策，临时政府出现后，革命的党就立刻失去革命精神，充满妥协色彩，急于做官发财，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85—86页。]恽代英也认为同盟会会员虽然很勇敢，但有一毛病，没有严密的组织，不开会讨论政策，没有训练和研究主义，因此不能明了自己革命的目的与意义，因此很难靠得住。恽代英还认为那时革命党的最大弱点，就是党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武昌起义时，革命党无人敢上台，把本非革命党的黎元洪，由床下拉出来当领袖。其他各省亦是这样，所有都督皆请旧时满清官吏或立宪派人去做，那时党员的心理，以为革命党只堪做破坏的工作，不能做建设的工作，连孙中山先生他们都没有信仰，先生虽有许多建国计划，他们以为这都是理想！当时党员皆欲以总统奉袁氏，与他讲和，独先生反对之，先生主张革命要彻底，要打倒反革命派及土豪劣绅，一般党员视为太胡闹了！以为先生欲争此总统位。黄兴曾说：‘如不让步，粮饷再难维持下去，我亦不负责了。’先生看见四围空气不佳，乃舍总统而让与袁氏。”[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第63—65页。]

　　第四、革命党人的分化。郭真这一条，基本抄录陈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关于“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这一条。陈独秀认为同盟会自始就有左右派的痕迹，他根据唯物史观，指出地方的经济组织影响到两派政策之不同：左派即以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的广东派，生长在广东海岸外国新式产业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右派首领黄兴、陈天华、杨笃生为代表的湖南派，生长在湖南内地农业社会里，所以抱定了简单的排满理想。两者在革命宣传上就很不同。广东派在《民报》上宣传民权民生的理论，而湖南派只有激烈的排满的小册子。清帝退位后，右派的理想已实现，逐步表现出妥协的倾向：第一步妥协是黄兴在南京政府期间开始与旧官僚及大绅士合作，第二步是包围孙中山，让权袁世凯并政府北迁，第三步孙黄到北京与袁世凯协定内政大纲八条，第四步是同盟会与几个非革命的政团合组国民党，第五步是向袁世凯要求组织国民党内阁，袁派阁员都临时加入国民党。“经过这些妥协，不但革命运动停止了，连一个革命的党也消灭了。”[ 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6期。]关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在于妥协，是当时共产党人一般的认识，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就已经指出：辛亥革命“所以未能成功之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并举例说，民主派第一次妥协失败，是在清室退位时，袁世凯因为财政困难及名义不正两个原因，十分恐慌，而革命军队反屯聚南京，不敢渡江，革命军领袖竟将政权交付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袁世凯。[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45页。]

　　第五、单调的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和党的训练。没有对民众的宣传，则军队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生关系，并不能得着民众的了解和军事上、建设上的援助；没有党的训练，当然无法由党的主义、党的政策来支配战时的军事行动及战后的政治建设不违背革命的意义。[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88页。]陈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分析得更透彻：在“民众宣传方面，仅仅只有一小部分排满的鼓动，兵事起后，连这一小部分的鼓动都停止了，唯一的机关报——《民报》，竟未曾在民党占领的地方继续出版过一次；党人自办的宣传革命的《民立报》，兵事起后，撰述权竟委诸反同盟会的章士钊之手；军事行动普遍了南方十二省、北方二省，竟无一个正式的宣传机关。……只是因为党中只看见军事行动在革命上有价值，办报不过是无聊文人混饭吃的把戏，一万张报内也寻不出一兵一弹来，有何用处？从前在《民报》上《民立报》上做宣传工作的党员，兵事起后，都去做了大官，做了伟人，哪还肯低头小就来充当新闻记者。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这一点，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基础之原因”。[ 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6期。]恽代英亦认识到这一点，认为革命党人不注重宣传，一般党员视汪精卫办的《民报》为弄文墨的机关，以为是革命所不需要之物。他们心目中只知要打倒满清，对于主义不屑于研究与宣传，他很尖刻地指出：袁世凯收买反革命派及立宪派，造谣说国民党的坏处，向民众宣传帝国主义乘机借款与袁氏练兵，“所以袁氏把兵练好，把国民党打碎了，而一般人民亦不为国民党惜，反以袁氏举动为合，这就是因为国民党不做宣传工作的报应”。[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第6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