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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述评(6)

  即于党的训练方面:孙中山等同盟会的领导人,何尝想起召集一个全国党的会议。兵事起后,站在政府方面,开过多少军事、财政会议;而未曾站在党的方面,开过一次会议,决定党的政治主张,来教育党员,训练党员,团结党员,使之一致行动。既然没有了党的政治主张与纪律训练,党员的个人行动及背党行为自然要层出不穷。陈独秀举例批评说:第一个背叛者是章炳麟,他公然通电毁谤党魁,力主政府北迁,推举袁世凯;第二个背叛者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中多数党员,不遵党魁命令,议决政府北迁第三个背叛者是刘揆一,他为了想做袁世凯政府的工商总长,宣布脱党。后来相继叛党者还有孙毓筠、胡瑛等,几乎可以说是同盟会之袁党化。革命党这种失败,比较军事上政治上任何失败都重大。陈独秀认为:只专力军事行动不做民众宣传,不注意党的训练,不但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是国民党至今还没有基础之原因。[ 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86期。]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二章“辛亥革命略史”,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革命的准备、爆发和民国政府成立的经过,现在能够查到的是他抄录了孙中山《有志竟成》中的部分内容,引用了同盟会时期和南京临时政府等部分文件,史事叙述大致准确,不够准确的地方笔者准备另文考订。兹不赘述。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对有关辛亥人物的评价,比较复杂,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亦不准备详述。

  三、研究特色

  通过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辛亥革命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有如下几点特色:

  一、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帝国主义论、阶级分析方法等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尽管作者们运用唯物史观解读辛亥革命历史时并不娴熟,并不准确,有时还比较生硬,表现在引一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然后去套辛亥革命的史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论著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成果,许多观点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比较广泛地传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早期的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大都能够运用唯物史观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工具。李大钊早在1920年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在史学上的价值》,并在研究工作中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变动的原因,他在《这一周》中指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 守常:《这一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1924年5月1日。]陈独秀则认为“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他认为“‘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哪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早期共产党人在论及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时,往往都能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政治经济情状。他们先从理论上对一般革命的动因加以说明,再用来联系辛亥革命的实际加以阐述。他们把革命分为资产阶级(布尔乔亚)的革命、无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的革命和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认为无论哪种革命,“一个革命决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其最深远的原因”,“所谓最深远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变动,在物的方面,是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人的方面是新阶级与旧阶级的冲突”。[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1页。此处是作者不注明出处而抄录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一文的内容,文字仅有少量变动。述之文章刊于《向导周报》第86期。]《向导周报》主编彭述之还认为“这种经济变动又绝不是一时的,必经过长久的蕴酿,蕴酿到一定的程度才一发而不可收拾”[ 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向导周报》第86期。]。

  在论述帝国主义侵略时,早期共产党人先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论述帝国主义的特征:“帝国主义本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之必不可免的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在其本身上本已到了末日。所谓帝国主义,是临死的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虽到了末日,牠还是想延长牠的生命,乃拚死地向经济落后的农业国——殖民地去掠夺,剜殖民地之肉以医己之疮。”[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2页。此处是作者抄录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的内容,文字作了少量变动。述之原文是“……所以列宁谓帝国主义为临死的资本主义。可是资本主义虽到了末日,然而,始终想延长其残喘,如是就拚命地向经济落后的农业国——殖民地去掠夺,剜殖民地之肉以医己之疮。”述之文章刊于《向导周报》第81期,1924年9月3日。]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资本帝国主义之病根在于生产过剩,原料缺乏,资本多余,劳力缺乏。它们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都是因它们要疗救这些病根而采取的行动。

  郭真在《辛亥革命史》中认为每一种革命运动,必定要有先知先觉的人来鼓吹,才能爆发的。他首先引用了尼·布哈林、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中的一些观点,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一切生产品都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一切这些生产品便都是商品;(二)把商品生产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必须把生产机关变为资本家富人的私有财产;(三)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自身也变成了商品,劳动者的身子,只是雇佣于人吧【罢】了。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便发生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阶级分化’;而社会上便有经济的恐慌、竞争、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发生。”[ 郭真:《辛亥革命史》,第19页。尼·布哈林、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有关内容如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商品都是为市场生产,所以一切产品都是商品。……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商品经济,即为市场而生产的经济。”“要使简单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必须使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厂房、土地等等)变为少数富人-资本家阶级的私有财产。……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垄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个特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因此,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它之所以要崩溃是因为它有两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导致了竞争、危机和战争;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阶级性,社会的一部分人同社会的另一部分人处于、而且也不能不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阶级斗争)”。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译:《共产主义ABC》,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然后说明压迫剥削必然引起反抗,但没有一般社会革命家出来鼓吹、组织,领导劳动者去向资本主义制度进攻,那末这种社会革命运动,极难急速进行的。

  二、有明确的目的,即学术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以上所涉及论著的作者,一般都兼有学者与革命家的身份,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论述是为了指导当前的斗争,特别是在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形势下,试图引导国共两党,特别是国民党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进行反思,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发展。如,恽代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的讲课中,通过回顾革命党失败的原因,总结了几条教训:“第一,革命虽是难事,但能努力去做必易成功。第二,革命欲达到成功,必要有好的政党去夺取政权,肃清一切反革命派,若如同盟会会员一样,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始终要被反革命派打倒的。第三,革命成功以后,还应该特别注意组织民众,向民众宣传;否则失败了,一般老百姓不但不为革命党惜,反要说反革命的好处。”[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第68—69页。]

  在辛亥革命诸原因中,当时共产党人强调帝国主义的侵入是辛亥革命的最重要原因,并认为辛亥革命是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辛亥革命是“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虽然原因复杂,但“绝不像一班人所说,仅仅由于满洲政府之昏庸暴虐和其贪官污吏的暴敛横征及汉人仇恨满族所致,而实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猛烈侵掠之结果。”[ 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向导周报》第86期。]辛亥革命把主要矛头对着清政府,是因为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无力承担反帝救亡的责任,只有将其推翻。这也是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国内,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既是要“打倒军阀”,更是要“打倒列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是军阀的后台;在国际,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觉地站在国际无产阶级联合战线一边,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对苏俄和各殖民地民族革命的进攻。如果说他们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客观分析的话,那么,他们把辛亥革命称为是“反帝国主义运动”显然是出于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的主观论断。

  当时共产党人显然对孙中山与国民党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以便更好地团结孙中山与国民党;同时也是为了引导当时的国民革命能像辛亥革命一样打击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各民族享受一律平等的幸福,全体人民拥有民权和自由的理想。张太雷甚至为了说明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靠民众的势力,认为孙中山利用会党就是利用有组织的民众势力,秘密社会的响应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大原因;为了说明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就说同盟会有严密的纪律,等等。[ 张太雷:《纪念孙中山先生》,《人民周刊》第5期,1926年3月12日。]这些说法多少有些拔高。但是,从前文也可看到,当时共产党人为从反面激发孙中山和国民党吸取辛亥革命的教训,努力争取革命的胜利时,又对辛亥革命的结果评价甚低。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早期共产党人评价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带有实用主义倾向,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任意解释历史。

  三、部分论断带有左倾色彩,如,给黄兴、宋教仁湖南派戴上“右派”的帽子,对章炳麟的批判亦有过头之处。恽代英把革命党分为三派,一派为孙中山的兴中会,制定了三民主义纲领。第二派为湖南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只知排满复汉,没有所谓农工政策。第三派是江浙蔡元培、章太炎之光复会,他们读古书太多,援古方今,不满受满清异族统治,他们没有民生民权的主张,只不过有故国遗民之痛。三派之中,孙中山一派虽有三民主义精神,但其能明了三民主义者亦属少数,黄兴一派,可说仅有二民主义,而章太炎一派至多有半民主义。[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第58—59、63、66—67页。]他对华兴华和光复会的看法有些偏颇。特别是陈独秀在《章炳麟与民国》一文中将章炳麟斥为“贪儒”,揭露他排斥孙黄,拥护袁世凯的“罪状”,简直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 独秀:《章炳麟与民国》,《向导周报》第39期,1923年9月8日。]瞿秋白把士绅阶级与军阀阶级一道视为反动的统治者,他认为民族革命的主体中国平民经过了阶级分化,一部分士绅式的资产阶级结合了军阀阶级,侨商中的买办阶级也早已退出革命的战线,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纯粹是反动的。这种认识显然受到国民党正统观的影响,对后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与人物评价留下若干后遗症。

  四、缺乏学术规范。由于早期共产党人的辛亥革命研究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们注重的是宣传效果,而不太注意学术规范。如果说郭真的《辛亥革命史》大量抄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在尝试运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话,那么他大量抄录彭述之、陈独秀、孙中山、汪精卫等人的文章而不注明来源,则是不讲学术规范的典型一例。而彭述之将自己在《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照搬到自己的另一篇文章《辛亥革命的原因和结果》中,亦是不够讲求学术规范的一例。也许要求早期共产党人在辛亥革命研究中讲究学术规范似乎是一种苛求,但指出来可以使今人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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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早期共产党人的辛亥革命研究,使我们看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辛亥革命研究之基础,早奠定于二十年代共产党成立之初。不仅那时开创的一些好的或不甚好的学术传统,如,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联系现实需要开展史学研究、用史实为经典著作的论断作注脚,以实用主义的态度简单地看待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等等,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所承袭,而且当时研究的一些正确或不那么正确的结论,如,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对某些人物的定性,等等,亦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所接受。今天看来,对早期共产党人的辛亥革命研究需要采取扬弃的态度,好的传统应该弘扬,不科学的认识必须超越,以便辛亥革命研究在新时代里有所突破。

  (原载《晋阳学刊》2012年第5期;《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