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与超越

　　100年前，辛亥革命发生;9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大历史性事件对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4页。）以此探究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事业，不仅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运动一般规律，更具有其自身的历史、民族特点。从历史逻辑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深受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成果的影响，深刻反思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教训，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的基础上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一、思想启蒙:在辛亥革命思想解放运动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完成自身思想和身份的转变

　　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变革和成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点:一是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二是在中国最早开始社会主义思想引进和探讨。正是这两者，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启蒙的主要“教科书”。纵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大致上经历了与之对应的两个转变:一是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成为民主主义者;二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要功绩之一。在兴中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为反清革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创建共和国，就非常重视学习和传播西方民主以及相关的思想，特别是进化论、共和政体、天赋人权等学说。他们认为:“20世纪之世界，民政之世界也。”（章士钊:《反面之反面说》，《苏报》1903年6月23日。）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邹容撰写出版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一书，肯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进行的伟大事业。

　　同年，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都有力论述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罪恶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1904年，孙中山发表《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进一步论述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深刻道理。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以强烈震撼和警醒，成为中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进行暴力革命推翻旧统治的思想武器。1905年至1907年，基于不同救国主张，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展开激烈辩论。论战主要围绕是以革命还是改良方式挽救中国问题展开。这场论战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空前的。论战中革命派不乏偏颇言论，改良主义者也有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看，革命派的主张顺应时代潮流而取得胜利。通过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提高了人民的革命觉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服膺并接受了革命派民主革命的思想。对于革命和改良论战的必要性，他们给予充分肯定。瞿秋白认为:“革命派的职任，便在于暴露这种‘改良派’——康梁派的罪恶，暴露他们口号的虚罔，打消‘改良派’所造成的种种幻想，而使民众自己深信革命之必要。孙中山先生和民党那时的策略正是如此。”（《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3页。）李大钊和恽代英也分别指出:这次论战，“使民众深信除革命外别无出路”，“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8页。），“跟着中山先生向革命路上走去”（《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1页。）。这些言论，价值取向泾渭分明，表明在思想上他们已经摆脱康、梁的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主张。

　　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早期共产党人开始了深刻的思想转变。如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者之一陈独秀，早年是康、梁信徒，维新失败后，转向民主革命队伍。为追随革命，他先后创立“爱国学社”、“国民同盟会”及“岳王会”等革命团体，成为“安庆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其他如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等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也是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进步书刊影响下实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如毛泽东曾在首次发表政见的文章中说，要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曾回忆，有一个毛姓地理教员介绍康、梁的思想，给他以重大影响。（参见《周恩来谈个人与革命历史》，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6页。）这表明，他们在思想上曾有过改良、革命的馄饨状态，有一个逐步廓清迷雾的过程。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历程，勾勒出近代中国革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清晰反映出辛亥革命与共产党之间脉承关系。

　　更可贵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还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最先引进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努力使之同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相结合。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流派社会主义思潮四处传播，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不可能再像西方国家早期那样进行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是从性质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同盟军。对这一发展趋势，孙中山有清醒认识:“欧美强也，其实民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将其不远。”（《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88页。）革命派报纸《大陆》也刊文认为:“社会主义在昔日为空论，在今日则将见诸事实，虽今日尚不能行，而他日则期于必行”。要避免重蹈欧美社会覆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就必然带有某些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并在运动中不断改变斗争内容和发展方向。1903年9月，孙中山在与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交往时，曾就社会主义实行问题交换意见，希望在中国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他后来还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方法”（《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页。）。1905年，他在成立同盟会前夕到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领导人，表示要参加第二国际。可见，孙中山真诚地赞许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民生主义的形式将社会主义的某些内容融入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引进和尝试，带来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和深入。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许多报纸踊跃议论时政，宣传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政治学说，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打开了通道。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为了当时思想界谈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比较活跃的人物。如胡汉民，率先译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他介绍:“以上所译述，最主要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斯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斯自称是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指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作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的日译本翻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在《建设》杂志上连载，为人们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书。朱执信、林云陔等则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当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平等、博爱、自由、均贫富等内容，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有时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有时又有很大保留，甚至反对，三民主义才是他们介绍、研究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引进探索对后世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文化运动不仅仅是为辛亥革命补课，重要的是以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了推进中国革命的又一轮探索。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辛亥革命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后的乱局让他们深刻反思，“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