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与超越(3)

　　三、事业接力: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基础上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找到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从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的百余年，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共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共同组成了一幅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民族复兴的壮丽画卷。正确认识这百余年来的历史，最关键的是要厘清这三次历史性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可以看到，没有辛亥革命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也就没有了后两次巨变的发生。从这个意义讲，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总阀”，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之门。

　　辛亥革命成功遏止了中华民族自明清以来沉沦向下的趋势，并为随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从历史长河看，中国在明中叶以前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明清两朝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极致，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中国仍处在政治高压、经济停滞、思想僵化的封建制度下，中西方差距持续扩大。至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70年，古老中国已满目疮痍、内忧外患。孙中山曾沉重地写到:“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辛亥革命先驱们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毅然奋起，推翻清政府，动摇了整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彻底结束了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循环。辛亥革命后，中国经历了民国初年的混乱与动荡。但是，这只是增加了近代中华民族从辛亥革命起自沉沦转向上升过程的曲折，再也不能完全堵住历史螺旋上升的通道。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明确宣布“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虽没实现，但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人们思想获得了极大解放，“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一切反动独裁的旧统治再也无法稳固了。另外，共和制在形式上的确立也使得人民民主自由有了一定改善和保障，党禁、报禁被打开，各种新思潮得以传播。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实业部，颁布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条例，以立法形式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也较大程度上解放了为封建统治所禁锢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据统计，1912年至1919年，全国新建的工矿企业投资近9500万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投资至少有1．3亿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余年的投资总和。随着民族资本的扩张，近代产业工人的数目也急剧扩大了。1900年，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大约是50万至60万人，到1919年即接近200万人。（浩林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7、212页。）

　　辛亥革命后产生的这些积极变化，为随后五四运动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重要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曾高度评价。当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阶段时，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指出: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伟大意义的一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当时轰轰烈烈的武昌和全国各地的革命起义遭遇着极大挫折”，“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被推翻了，而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已经被确立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权自由的民族民主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制度的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但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决定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进步总体而言是缓慢、曲折和短暂的。新的社会因素在发展，旧的痼疾仍然存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仍像三座大山一样压迫着中国人民。孙中山提出的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第一个喊出的“复兴中华、统一中国”的口号，也无法找到实现它的具体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复兴中华”的伟大旗帜。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奋斗，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从此以后，一个民不聊生、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中国彻底结束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得以废除，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全国各地区，实现了从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团结一心、同舟共济。这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这种统一、安定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重要前提。面对旧中国遗留下的十分落后千疮百孔的乱摊子，中国人民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翻身喜悦投入革命和建设工作。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有计划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工业化的步伐，特别是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建设项目，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基石与里程碑。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尤其是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不可能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中国共产党也曾经犯过“大跃进”、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严重错误，甚至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灾难。但是，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应该抹杀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最终我们也得以找到改革开放这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连上台阶，综合国力由弱到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的社会转变。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曾把以对外开放来实现实业建设看做“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228页。），自此得以初步实现。在改革开放创造的良好政治、经济局面下，国家统一事业也取得重大成果。1997年7月和1999年12月，香港和澳门分别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祖国大陆与台湾关系也出现积极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后，曾经硝烟弥漫、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现在已变成和平、合作的海峡。总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贫穷走向富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动荡分裂走向安定统一，演绎了中华民族史册上自强不息的传奇，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东方奇迹”。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川流不息、前后承续。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一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扬弃和超越。辛亥革命志士仁人所渴望达到而没能达到的目标，在中国大地上终能实现，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复兴中华”已经展现出必然能够完全实现的宽广前景，但这项伟大历史使命尚未彻底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依然是全体中国人民在21世纪的重任。（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