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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军事政治学校的任务，它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军事的。所谓政治的，就是说它的教育理念是政党的教育，是为实现党的主义和政策而设立的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创办的，所以学校的组织系统，首先是校本部，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组织校本部最高领导，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很明显，这是党指挥军队的建制，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的军校，以军校作为基础创立的国民革命军就是国民党的党军，它不是国军，因为当时国家处于分裂割据，军阀武装遍于南北各省，没有中国的统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国军。所以，为了统一而建立黄埔军校，为组建国民革命军培养人才，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所采取的一项顺应时局的重大决定。这个决定是在国共合作的大前提下实施的，所以它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两个主要政党及工农商学各阶层的基本诉求，无疑它是正确的决策。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就此作了全面的阐释。孙中山指出：“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那是因为“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今天开办这个学校就是要向俄国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而“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何谓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所以要成为革命军“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来革命。”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要造就高深学问，就要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的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报章，都要参考研究。“革命军是做救国救民的军人”，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个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43]同一天，孙中山又发布“陆军军官学校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44]

　　从孙中山对黄埔学生的要求和希望可知，黄埔军校是为救国救民目标而设立的，是为了实现中国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而设立的，从他建立国民党掌控的军事学校来看，孙中山的教育理念完全是从苏俄布尔什维党统管红军的理念中移植来的。它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培训革命军的各级领导，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去实现党救国救民的目标。这种政治教育的理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没有黄埔军校，也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军，没有国民革命军，也就没有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胜利。从后来的实践看，黄埔建军是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的重要表现，是他经过近40年的革命实践才总结出来的没有军便没有权，没有权便不能建设国家的宝贵经验。所以，黄埔建军应该肯定。但是党军也有其局限，这就是它不可能只是为国家民族服务，而主要是为阶级利益奋斗，所以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带有狭隘的偏私和利已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能纠正，也就难免会在阶级矛盾尖锐时变成为某些人的利已工具，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民革命军发动政变屠杀同在黄埔军校学习生活的共产党人便是明证。所以，作为军校坚持政治教育的理念是应该的，但这种理念要防止军校的学生向偏私方向发展，诚如孙中山所说“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象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45]孙中山所言甚是，但真正做起来则很难。党军向国军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握政权的历史使命未完成时，军队只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抵抗侵略的职能也不可能完全确立，因此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还是要坚持的原则。欧美发达国家如英、德、法、美，它们的军队号称国军，但它们也得遵从执政党的意旨行事，不过它们法制较健全，能按一定的法制游戏行事罢了。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党该不该指挥枪，而是如何地指挥的问题。正因如此，对于孙中山的党军思想和党指挥枪的原则要加深研究。当然党指挥枪，即保持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也有一个指挥得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如果党指挥枪滥杀无辜百姓也有一个是非问题的评判，但对于政党指挥枪，不能不加分析地就加以否定。

　　[1]转引自《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83页。

　　[2]廖仲恺：《中国和世界》，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352页。

　　[3]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376页。

　　[4]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402页。

　　[5]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0页。

　　[6]李大钊：《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7]《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6日。

　　[8]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8页。

　　[9]孙中山：《致蒋中正电》，《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6页。

　　[10]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0页。

　　[11]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