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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创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联俄的结果

　　为什么孙中山要创办黄埔军校？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么一所学校？

　　最早提出国民党要建立军事学校的人不是孙中山，而是共产国际来华进行联络工作的代表马林。马林，1921年初接替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到了中国。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两年。这期间他奔走国共两党领导层之间，广泛地宣传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他于1921年12月10日经上海国民党总部张继邀请，由上海起程经武汉、长沙到桂林会见孙中山。[13]经陈独秀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以马林的翻译身分随行。23日马林到达桂林即同孙中山进行3次长谈，马林和孙中山正式交谈苏俄承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以及孙中山与苏俄结成联盟的问题。[14]马林还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建议。[15]

　　尽管建立军官学校的主张不是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来，但由于他北伐统一中国的需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统领，能为自己的主义奋斗的军队的思想早已存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演讲，他讲了5课，第一为军人的精神教育，第二为军人精神中之智，第三为军人精神中之仁，第四为军人精神中之勇，第五为军人精神中之决心。孙中山强调：“本属军人，固曾受军人教育，亦曾受军人之精神教育。”革命军人当以革命精神为已任，而革命精神来自于教育。他指出：“今日之革命，与古代之革命不同”，过去之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今之军人必须“具有特殊之精神，造成革命军人，方能出国家于危险”，才能完成“救国救民之责任也。”也只有这种军人，才能“防御外患，在保卫国家。”接着孙中山便讲述革命军人之精神：智、仁、勇。智在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已。仁之种类分为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勇在于长技能、明生死。每一个革命军人都要决心成功、成仁。[16]在这一讲中，孙中山就对军人教育的重要性，以及革命军人应具有的精神和决心作了详细的阐释，从中我们可以知晓，孙中山的建军思想集中在救国救民，革命军人要具有主义及目的。作为革命的军人就要立下决心建造新中国、“造成光辉之革命。”后因种种原因，孙中山桂林北伐受阻，只好回营广州再设指挥部于韶关再度北伐，但由于军队不多、军器、训练不良，虽有联络张作霖、段祺瑞建立军事合作直捣吴佩学直系军队的计划，也有将失业工人改为工兵，以及“征集爱国之士，编制国军，定为义务”的打算，但这些设想均未能如愿实行。就算你能临时拼聚起来的所谓军队，但因未经教育和培训也不能厉行军人的责任。特别是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更感到没有一支忠于国民党忠于他、忠于三民主义的军队，他虽想要北伐统一中国，但成事永无可期。所以，孙中山有意建军。

　　1922年8月9日，由于北伐军回师广州失利，孙中山离粤经香港赴上海，8月14日抵达上海。此间马林作为越飞的代表也抵达上海。8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举行中央会议，进一步讨论时局，以及与中国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马林在上海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苏俄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以及军事合作等问题作了认真的会谈。8月30日，孙中山致函蒋中正，告苏俄有一军事随员近期来沪，询问军事情形，命蒋速来沪备筹一切。[17]就是对孙马会谈军事的具体化，但由于当时孙中山急于联络各地军阀力量与吴佩孚、陈炯明军事力量摊牌，对于建军一事暂时搁置。又由于改组国民党的事迫在眉捷，所以他强调党务工作的重要。暂将建军之事放后。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今后工作分政治、军事、党务进行。“我们的政治进行，现有许多人在北京，还有许多人散在各省，分头担任。我们党里的军人，就多在南方活动。现在本党修改新章，就要觅一班人来担任党务进行。”“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18]抓党的建设，发扬国民党人的革命精神，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起来救国不能说不对，但只强调“党务进行”，不重视“军事进行”，正是孙中山吃透苦头原因之所在。在那个武装的反革命反对武装的革命的年代里，的确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枪桿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事武装便失去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凭藉，空言救国救民是毫无用处的。但这时的孙中山对于军事斗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都欠缺，弄到他一时谈军事，军事失利又谈政治，两者都不能解决问题又谈党务。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又天真地发表一纸《和平宣言》，提议直系、奉系、皖系、西南护法各省军阀“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和平统一。[19]他呼请各派裁兵，化兵为工，共谋国家建设。宣言发表后，各方反应冷淡，真正拥护孙中山裁兵和平统一的人一个也没有。应该说孙中山在建军的问题上是有失误的，长期来都寄希望于利用各地军阀现存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结果是真正听从孙中山指挥，愿为其政治服务的一个人一支部队也没有。空言北伐，高叫统一中国，都是一种宣传和宣示，孙中山没有兵，光叫别人裁兵，犹如以虎谋皮，徒托空言。不重视“军事进行”，正是孙中山护国、护法、第一次北伐受挫的真正原因所在。

　　对于孙中山的行为，共产国际一再给予勤告和启迪。中共党人也时有批评文章发表，指出孙中山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与各派军阀周旋的错误。经过当时时局变化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共党人的批评，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1923年1月13日越飞即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写信，在信中越飞指出，孙逸仙的党，即国民党以及他本人，在我们的思想影响下，近几个月有很大的改变，越飞在信中说孙逸仙“承认了我曾多次劝说他的东西，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泛中国的政策，光靠军事手段不可能实现中国的变革，即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他希望通过政治的、外交的途经影响中国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20]不是单纯地使用军事手段，不等于不要军事手段，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这时反对孙中山使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恐怕是孙中山改变看法的主要原因，而关键又在共产国际异想天开劝说孙中山与吴佩孚真诚合作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错误估计中国形势做出的错误决定，起了不良的影响，因为南北军阀均有不同的背景，在帝国主义的干预下中国不可能有和平统一的可能。共产国际指出孙中山应加强对群众的宣传鼓动是应该的，但为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军事斗争的准备，则是一种误导。

　　当时的孙中山固然没有放弃军事斗争的打算，但苏俄、共产国际不明晰的中国政策对孙中山也发生影响，所以孙中山与苏俄、共产国际代表也时有讨价还价之嫌。诚如越飞所指出的，孙中山当时有两套军事计划，“一套是立即行动的计划，另一套是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采取的。”孙的第一套计划首先打算彻底消灭陈炯明。但不管怎样，在战胜陈炯明之后同吴佩孚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孙逸仙打算派自己的军队和效忠于孙的湖南省和从孙拥有10万军队的四川省向吴佩孚得以支撑的河南省洛阳和汉口进攻。

　　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即实行第二套计划，即通过广西、山西等省，将孙逸仙拥有的10万军队转移到蒙古边境地区，在新疆和库伦与苏俄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驻扎下来。这支军队由苏俄装备起来，经过两年训练则进行最后的“北伐”。由此可见，孙中山此时没有放弃军事斗争的打算，但有按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方式行动的思想。[21]但共产国际和苏俄当时既不会拿出钱来装备孙中山的军队，也不准备派人帮助孙中山实施自己的计划。所以这种所谓的计划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实际意义，但如按共产国际的建议从政治-外交-军事一体化的计划来考虑中国的未来，无疑军事解决问题的思想对于孙中山来说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签署后，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宣布确立。随后廖仲恺与越飞赴日本会谈《孙文越飞宣言》细节，而军事问题是廖仲恺与越飞会谈的中心问题。越飞在会谈中指出：“以往的中国革命，过于藉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廖仲恺与越飞在会谈中达成协议：苏联将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与此相关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解决军事资金问题。[22]由此可知，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孙中山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与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越飞讨价还价后才定下来的。这与其说是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沈鸿英在广州叛变的需要，毋宁说是他思想的转变，是他为了实现其救国救民，进行国民革命和统一中国的需要更确切。这个转变使他的救国救民的主张有了实现的可能，也是孙中山晚年真正理解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涵义所采取的一个带“根本性”政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