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国家：民国初年读书人对家庭伦理的维护(3)

　　简言之，是否读经以及怎样读经的问题是牵涉中国学术和文化传承的大问题，此处暂不展开。究竟孝道是应该抛弃的国渣，还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国粹，在民初的思想界也并未能达成共识。对于旧式读书人而言，人道莫大于仁，而孝悌为仁之本。通过读经灌输和养成一套孝亲敬祖的观念却是他们共同的渴望。不过，诵经明道的社会诉求被复辟的政治潮流所掩盖，让今人忽视了民国初年读书人进行家庭建设的时代意义。与读经以明伦的思路不同，也有不少读书人借新兴的宪法来维护伦常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三、借宪法以存伦常

　　清末以来，不少读书人认为中国的贫弱不是因孔教教义，而是孔教缺乏欧美制度性宗教的严密组织，缺乏欧美宗教面向一般社会公众的日常的讲经读经活动以及日常的宗教仪式，造成政教分途，使孔教教义未能真正落实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因此，他们试图模仿基督教的组织与仪式，将儒学改造为宗教，欲借教权推动改革，并与基督教相抗衡。

　　1912年10月7日，在康有为的指导下，陈焕章、麦孟华等人成立孔教会，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其宗旨是“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发起人中多为有功名的前清官员和遗老。1913年，首届制宪国会召开前夕，康有为在《拟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写明：“以孔教为国教，惟蒙藏则兼以佛教为国教。”陈焕章陆续发表文章支持孔教为国教的立场。1913年，在起草宪法时，梁启超、严复、陈焕章提出规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黎元洪、冯国璋、张勋等都督和各省民政长官都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该议案遭到国民党代表的反对。最后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通过。

　　1914年12月，教育部便发布指令，“拟于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内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1915年2月，袁世凯颁定《特定教育纲要》，强调“以道德教育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纬”，但是强调学堂尊崇圣贤“非为宗教之信仰，实以为师法之极则”，提倡古学以期“发展固有文化，始足维持独立之精神，奠国基于不敝”。袁世凯在执政及复辟时期，一直支持尊孔，也曾试图拉拢康有为，但是反对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并不支持立孔教为国教，甚至逮捕孔教会两名干事。袁世凯的尊孔是欲借孔子之道维持社会秩序，与孔教会之尊孔及国教运动有着很大差异。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是他自维新以来的一贯主张，并非为迎合袁世凯的复辟而速成的观念，而且康有为、陈焕章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换言之，民国初年朝野在尊孔和反孔、尊清和拥袁等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相当多的选项，也凸显出民国思想界的复杂性。

　　以儒教为国教，体现出康有为以行政系统精英为基础建立一个政治精英联盟的策略，孔子之道不过是这个精英联盟的意识形态共识罢了。尽管“虚君”的肉身不再存在，其灵魂却可以在场，将整个政治共同体聚合在一起。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其以儒教为国教，沿袭旧传经义、典章、律例、法规的用意所在。康有为本人发起孔教运动，还是希望借助新的政治力量来维护和发展孔教。儒家重新制度化的努力最为突出的方式就是试图在宪法中将孔教定为国教，这是一种在现代宪制的框架下，将儒家制度化的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陈焕章虽然继承了康有为的尊孔立场，但他侧重尊孔而非尊康。在通往大同的道路上，他与康有为的思路亦不相同。康氏认为大同时代将废灭伦常，而陈氏则认为在大同之世亦应保存伦常。不过，由于康有为和部分孔教会人士积极参与了后来的张勋复辟，这也给研究者造成了尊孔即复辟的叠加印象。其实，尊孔者所持的政治立场各异，恐怕不能一概而论。

　　1916年，“孔教入宪”问题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致电新上任的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要求政府“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经支持者呼吁，各省督军、省长也多表支持。到了1917年，宪法审议开会时，该提议却被撤销，可见世风之转变。7月，张勋复辟失败，孔教运动遭遇重大挫折。

　　孔教运动失败之后，孔教会同仁曾感叹：“两年以来，道德败坏，人心险诈，秩序紊乱，伦理销沉，家无以为家，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将相率而入于禽兽。”不少时人为这个没有道德作为基础的民国而忧心忡忡。陈焕章的尊孔活动在新文化运动后仍旧继续，他曾创办《经世报》、孔教大学和修建孔教大会堂等等。除孔教会外，孔社、孔道会、尊孔文社、读经会、孔孟礼教会等均对儒家伦理的时代意义先后有所阐发。

　　1920年，北京政府西北筹边使徐树铮成立了经史学社。总统徐世昌沿袭袁世凯的《崇圣典例》，令孔德成袭封衍圣公，并组织四存学会。山西督军阎锡山也在山西组织洗心社，以存伦理道德。1926年，孙传芳训令江苏省立学校读经。1927年，张宗昌建议黄河以北各省学校读孔子之书，以对抗后起的三民主义。

　　是否尊孔以及如何尊孔让民初的士人面临多种选择。以孔教的形式尊孔似旧而实新。他们要处理的一个基本问题仍是两种文化相遇发生的所谓“域外”与“本土”的调适。部分尊孔者并不反对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内容的共和原则。尊孔与支持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的努力之间有不少组合各异的模糊地带。正如邹小站所言，说他们主张尊孔、主张定国教都是欲为复辟帝制制造思想氛围，未免过甚其词。此外，传统的儒家思想偏重教育、教化领域，而缺乏对于生死以及宗教教义的建构，因此儒家思想宗教化对于旧式读书人恐怕也不那么容易接受。笔者认为，支持孔教入宪是一种通过西来的制度合理化中国传统的努力，我们也应看到以新法来守旧的面相。若不以成败论英雄，在祭孔、读经、孔教入宪等问题上之所以能引起争议也表明儒家思想仍存一定的影响力。

　　余英时先生较早就曾指出：“无论儒家建制在传统社会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地解体了。儒家思想被迫从各个层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儒家与有组织的宗教不同，它的思想传播中心不是教会组织而是各级的公私学校。”钱穆先生也曾批评辛亥革命：“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用他对辛亥革命的体认来反思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似有相通之处。在此“假革命”的招牌下，真实的个体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也为后来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埋下了种子。

　　四、余论

　　当趋西从新的读书人多追慕欧美的制度并视之为提升本国地位的最佳途径时，康有为则认为中国立国之根本在孔教。他一方面要回答为何世俗化的时代中国需要宗教；另一方面需要说明为何是孔教而非其他宗教。他告诉自己的读者，欧美之强大是由政治、物质和教化合力而为之。中国即便要效仿也得找到适合自己“历史风俗”的教，而真正能涵括古今又能最大范围内为国人信服的正是孔教。

　　然而，国体变而纲常不变的思路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人们意识到共和国宣扬的自由、平等与纲常思想所强调的尊卑秩序之间的紧张性。虽然康氏意在强调孔教的普适性，但当其遭遇到裹挟着强大物质力量的西方普适性意识形态的挑战时，显得脆弱且无力。那么，新共和体制中如何包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建立新的关联就成了相当困难的问题。从更宏观的视野看，如何在一个变动时代保持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就成了具有跨时空意义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迈向共和的艰难与曲折。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