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国家：民国初年读书人对家庭伦理的维护(2)

　　与南京临时政府采纳的激进文教政策不同，政治中心的北移意味着激进教育政策的转向。虽然从法统上说，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但就实力政治而言，南方政府被北方政府吸收。从国家层面上看，袁世凯颁布一系列法令，以期整肃风气，匡扶时弊。

　　其实，不仅政治立场保守的读书人倾向于保护伦理道德，有些革命者也有相当稳健的主张。革命党人黄兴在致电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提道：“惟比来学子，每多误会共和，议论驰于极端，真理因之隐晦。循是以往，将见背父母认为自由，逾法蔑纪视为平等，政令不行，伦理荡尽。”黄兴又说：“八德在吾国万不可因改例而忽视，名言伟论，薄海同钦！”曾经的革命党人张纯一就从“夫孝，德之本也”（《孝经》）的传统出发，指出父子相传的家庭需要孝道，而这也不违反《旧约》十戒。故“圣人所以生天下万世之人者，惟在教孝而已，家庭即其实验场焉”，然而“今之讲社会主义者辄欲废去家庭，何其妄耶？盖家庭废则孝道亡，孝道亡则彝伦斁，且恐因而不甘劬劳育子者日多，人类亦将灭绝也”。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在颁布的《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中回复了黄兴的电文，袁氏宣称：“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他批评说：“人心浮动，于东西各国科学之精微，未能通晓，而醉心于物质文明，以破坏个人道德。”进而强调“家庭伦常，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中，读书人反思诋孔、废经、倡自由平等的种种流弊。前清进士吴道镕看到了孝道对治天下所起的支撑作用，痛诋“无父无君之说盈天下”的社会现象。家庭革命者反对读经，而反对者则要维护读经的地位。所谓“四子五经，道德之所寄也。废四子五经，是废道德也”。孔教会会员梁士贤指出诵经见道的实践意义。他说：“六经为身心性命日用彝伦之要旨，无日可缺，无人可废，而必待大学成材后之人乃始研究之乎。”梁氏直指废除中小学读经与家庭革命流布的密切关联。他说：“近日学校自废经以来，沟犹瞀儒，肆其簧鼓，后生小子，轶其藩篱，学说争喜自由，家庭亦言革命，师生且谓平权，学校之内纲纪荡然，将士无法守，神州陆沉矣。”

　　尊孔但反对孔教的劳乃宣曾多次肯定孝道、孝经的价值。他说：“孝经者，人道之经也。人不能外乎人之道，即不能外乎人道之经。”也就是说，为人就要知经，那么经的价值自见。如果经是人道的表现，废经也就有悖于人道。之所以珍视孝道，因为他相信“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的观念，而父子之道实乃天性。那些试图非孝，进而打破父子之道的行为是多么离经叛道、不可思议。所谓“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赵启霖通过赞扬孝子莫隆念之孝行来反对非孝的呼声。他感叹道：“禽兽知爱其所生者，往往而有，而今之世，至以孝为诟病，可悲也！”吴道镕也指出：“人本夫天，物本夫祖，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莫先于孝。其精者，天明地察无所不通，而其显者则教民尊祖敬宗收族，各亲其亲，而天下平。”作为人之根本的孝道是教之根源，孝的社会功能就是尊祖、敬宗、收族，由孝而生礼乐行政。

　　尊西者抨击孝道是一种束缚，而态度保守的读书人就认为孝道是人伦基本，是人之天性的自然流露。前清进士、存古学堂总教曹元弼指出，传统的孝与大道、天性与教的关系。他说：“德者爱敬也，教者教爱教敬也。至德要道元出于孝，爱敬之本，由于父子天性，因严可以教敬，因亲可以教爱。”换句话说，在对人天性的认识基础上孝与道互为表里，不可分割。陈焕章从另一个层面肯定孝道对实践仁道的意义。他说：“盖孝也者，天理人情之至者也，有助于仁，而无损于仁者也。”孔子之孝道无所不包，与彼时所提倡的国家主义并不矛盾。“盖国之下不能无家，犹之中央政府之下不能无地方政府也。苟其有家，则孝字即不能免矣。”进而言之，“世人苟不能免于父母之教养，则孝字即不可废”。陈焕章反对那些以为传统中国父子不平等以及父亲滥用强权的主张，他说：“夫为子止孝，为父止慈，何不平等之有。”

　　重孝道、追谱系也是维系宗法社会的根基。保守主义者看到传统尊尊、亲亲的价值，提倡孝道、尊祖、敬宗、收族之互动关系。在孝道被推崇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多责己不责人，同居家庭其乐融融。他们基本分享了一个共识：“吾中国数千年来以敬宗收族相维系，根源实基于孝，孝为立国之本。”劳乃宣指出，敬宗收族立足于“亲亲之道”，即“人道”。他宣称：“此我古先圣王以家族之道治天下，所以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寰宇所莫能媲也。”陈焕章反驳那些批评孔子重视家庭、孝道和伦理而失之于偏私、有损于博爱的质疑，认为孝道是博爱的起点。他说：“夫孝弟为仁之本，以孝为始者，并不以孝为止。此正孔子因人心之同然，而教人以用爱之道，乃所以发挥爱情者也。苟其亲且不爱，而谬谓能爱他人，此必无之事。”后来，徐复观亦有类似的观察：“孝的实践，即是对仁德初步的自觉、初步的实践，也即是对于仁德根苗的培养。”

　　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徐炯与提倡家庭革命的吴虞可谓处处为敌。徐氏刊文痛诋“不孝”是一种“最大最重的罪恶”，甚至宣称不孝“能够使中国立刻绝种”。在他看来，“孝”字是使中国“立了一个太平的基础”，也是超越古今的道德。他指出：“今我国于大根本处，似乎有点动摇。说了些家庭革命，说了些父母之生我无恩，遂使北京学校中，公然有讨父会之出现。是动摇我五千年立国之根本也，是消灭我五千年固有之文明也。”

　　严复不仅在教育方面提倡读经，而且认为中国要想富强，非忠孝节义的道德不可。当他观察到帝制废除、道德沦丧的现状，他就强调忠孝节义是培养国民道德之根本。他说：“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之义所由导源。人未有不重其亲而能爱其祖国者。节者，主于不挠，主于有制，故民必有此，而后不滥用自由，而可与结合团体。”换言之，社会的凝聚力有赖于道德的养成，而家庭正是道德养成的重要载体。

　　孔教会同仁曾痛心地指出：“家庭革命，父子有如陌路。婚姻革命，夫妇可以传舍。驱一国之人为无根之散沙，无栏之走兽，伤风败俗，灭伦丧纪，种族之绝又安能免。”值得反思的是，家庭革命的初衷本是为了造社会，然而却可能是摧毁社会的肇因。严复就批评说：“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者，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散则他族得以压力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因此，强调德育重要性的他就认为“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

　　旧学既废而新学未立的社会流弊之一是学人不知如何修养身心。士人不读经而徒知贪利重义。对于康有为而言，除了物质之外，欧美对中国而言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伦理道德。而传统的经义、典章、制度凝聚了数千年来圣人的心思，远远超过当时议员们的思虑和眼光。1916年，康有为在浙江的演讲曾指出：“中国文化垂五千年，赖以不敝者，孔教耳。孔教之精华在经。故小学读经，尤为当务之急。”康有为也向当局陈言废孔后不堪设想的结果，盖“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后来，康氏失望地指出，“今吾自改民国以来，废弃上帝、孔子之祀，禁学校之读经，自以为事事刷新，破除旧习”，结果“子弑其父，男女淫佚，反覆盗篡，风俗败坏，无所不至”。陈焕章也曾担心，若中小学皆不读经，则30年后，普通人将“皆不知孔教为何物而已”，这简直是焚书坑儒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