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镇江籍革命党人悲剧命运的思考

　　辛亥革命时期在黄花岗起义、光复镇江、攻克南京的战斗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以赵声为代表的镇江籍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或英年早逝，或惨遭杀害，或淡出政坛、躬耕乡里，这样的悲剧命运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一、赵声兄弟英年早逝

　　首先，作为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这一群体之中最杰出的代表赵声于1911年5月18日在香港病逝，年仅31岁，令人扼腕叹息。当年与之并肩作战的战友黄兴、胡汉民不禁发出“不获杀国仇而死，乃死于无常之剧痛”[1]的感叹。赵声去世后，赵声之弟赵念伯曾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并与其弟赵光跟随陈炯明的粤军入闽作战，因赵光与闽南靖国军司令宋渊源意见不合，陈炯明命念伯去安溪调停，忽染喉疾，后病逝于赵光行营。戎马一生的赵念伯没有牺牲于沙场，却殒命于不引人重视的小病，无论个中是否另有原因，年仅33岁的赵念伯与其兄赵声同样的悲剧命运不得不让人叹息命运捉人（后赵光也于1929年病逝于镇江，终年三十九岁）。

　　如果说赵声兄弟的英年早逝让人感叹命运无常的话，那么陶骏保被诱杀于沪军都督府，铸成辛亥革命中的一大冤案，则更令人扼腕叹息。

　　二、陶骏保惨遭杀害

　　陶骏保是镇江富商之子，从军自任管带始直至标统、正参谋兼宪兵司令，并任江苏陆军小学总办（即校长）。虽官高禄厚，却矢志救国，光绪二十二年（1906年），与其兄陶逊一同加入同盟会，曾经引导不少新军投身革命。陶骏保在福建武备学堂任教时，和林述庆有师生之谊。后林任镇军都督，即邀陶任镇军参谋长。陶曾是徐绍桢旧属，徐绍桢为调节和林述庆的关系，邀陶任联军参谋长，陶骏保在徐绍桢和林述庆之间曾做过一些协调工作，但明显站在林述庆一边，他曾尽力协助林述庆并积极参加反对徐绍桢的活动，这是陶骏保被杀害的主要原因。徐绍桢“历在各省统兵，手创新军第九镇”[2]。对排满革命有一定的同情，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僚，但他优柔寡断。林述庆原是徐绍桢的部属，而且是徐培养提拔的，但是在江浙联军组建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尖锐。武昌起义后，林述庆曾奔走于沪宁间联系光复事宜，徐绍桢在转向革命过程中的迟疑不决使林述庆非常反感。徐绍桢与林述庆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攻宁战役的准备和进展而有所激化，并且更加明朗。徐绍桢出任联军总司令，林不以为然。经柏文蔚劝说：“恐失上海诸君感情，谓当隐忍。”[3]联军司令部在镇江召开过几次军事会议，研究攻宁方略，当议定各军任务时，林述庆与徐绍桢在每次军事会议上经常意见冲突，林述庆公开表示：“江苏都督只要不是徐绍桢，我都同意。”[4]由此可见成见之深。徐和林的矛盾后来发展到势不两立，陶骏保支持林述庆反对徐绍桢的态度很鲜明，特别是林通电要求另举联军总司令时，陶自告奋勇迎接程德全，并署名致电武昌，明确表示要徐绍桢下台，连当副职也不可，这就使徐对他恨之入骨，并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陶对其介入徐和林矛盾中的危险处境是有所察觉的，他在抵达上海时曾对其兄陶逊说：“南京光复，徐、林幸未决裂，我自己从龙潭虎穴中出，可差告无罪”云云。然而，陶骏保没有想到，两天后他还是厄运难逃。1911年12月23日，陶与林走遏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力陈北伐之策，陈邀陶下午到沪军都督府后再议。当天下午，徐会见陈，密谈良久，迨陶抵沪军都督府，被预伏的军士枪杀。林因在旅馆中得到陶马车夫的报告慌忙逃走才幸免于难。陶被杀害，表面上罪魁祸首是陈其美，实质是徐、林矛盾激化的结果。徐绍桢借刀杀人，导致陶骏保冤惨而死。当时上海工部局的外国情报人员从搜集到的情报分析，认为这似乎是一场残酷的谋杀案。陶不死于疆场竟死于同志之手，是陈其美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大错事。而其兄陶逊写《为胞弟璞青辨冤质问沪军都督陈英士书》逐条批驳了当时公布的陶骏保“罪状”，令陈其美无言以对。但陈不失为有勇气的革命家，承认“追悔末由”并为其申请昭雪，浦口讲武学堂监督刘成与省议会议员殷宗渠等29人，公电大总统，请为陶骏保昭雪，参众两院议员王立廷等22人，亦呈请为陶昭雪，后袁世凯下令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应准此照陆军中将阵亡例给恤，并于有功地方，建立专祠……”[5]至此，这桩革命党人残杀革命党人的冤案，竟然由袁世凯画上句号。后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主谋就是袁世凯，林述庆对此十分激愤，当众拍案为宋鸣不平，表示要回江南召旧部反袁。事为袁所闻，遂命其心腹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于4月8日在将校俱乐部宴请林述庆，林宴罢回家觉畏寒，次日加剧，至山本医院医治，15日深夜在该院去世。林死时七窍流血，浑身皆黑，明显系中毒身亡，时年仅三十有二。在追悼大会上，黄兴书挽联曰：“风雨无情，落花满地惊春梦；江山如故，何日重生此霸才。”[6]表达了革命党人对烈士的崇敬缅怀之情。

　　三、其他镇江籍革命党人先后脱离军政界

　　陶骏保、林述庆先后悲怆离世，给当年与其并肩作战的战友李竟成很大的精神打击，他时任十六师少将参谋长及镇江卫戍司令，受师长顾忠琛的排挤，亦不得志。“二次革命”失败后，灰心国事，于1916年解甲归田，回老家丹徒大路镇许弄小桥头村。李晚年躬耕乡里，甘于清贫，常以书法自谴。曾书对联两轴挂于壁间，一曰：“早岁从戎，誓复润州铁瓮；近年养晦，每思梓里山河。”另一曰：“一轮明月，两袖清风。”[7]保持了他的情操晚节。而茅乃封、解朝东、马锦春等镇江籍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先后脱离军政界，如解朝东退隐大港鬻书维生。茅乃封离开军政界后，任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国文兼党义教授，可谓弃政从文。赵声的另一同乡好友辛亥革命的功臣冷御秋在革命屡遭挫折后，决心退出政治舞台，摆脱军政方面的事务，致力于家乡的实业建设。

　　四、悲剧命运的思考

　　从镇江籍革命党人的悲剧命运中，或英年早逝（赵声兄弟），或惨遭杀害（陶骏保）（林述庆，非镇江籍，曾任镇军都督），或逐渐淡出军政界（李竟成、解朝东、茅乃封、马锦春、冷御秋），这种表面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从侧面说明了革命营垒内部的不团结，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中一些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有的闹义气，搞拆台活动（如徐绍桢、林述庆之间的矛盾），更有甚者，闹“内讧”，互相残杀（如陶骏保遇害），这对革命阵营起了破坏作用。正如吴玉章所言：“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却很合乎事实。”[8]辛亥革命因革命派内部的分化而失败，充分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一特点带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富有生气的新兴阶级，但力量毕竟弱小，民族资本发展很不充分，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经济反映为政治，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好些人都是带着粗大的封建尾巴参加革命的。这些刚刚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虽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但思想上往往是近代党派观念和封建地域观念、宗派思想同时并存，封建地域和宗派思想又掩盖了近代党的观念，必然使同盟会形成壁垒分明、宗派林立的分裂状态。革命胜利后，形成互相拆台，争权夺利并各自为政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指出，同盟会成分的复杂，政见的分歧，极大地削弱了其领导力量。这致使“党的命令不能行之于全党，党员大半是自由行动，以至于党的政策不能一致，革命运动的内部完全在纷乱状态中。清政府虽然因早已腐烂而推掉，但是新起的军阀——袁世凯以有组织的军队对付内部纷乱的革命运动，当然前者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后者完全摧毁了”[9]。辛亥革命因此遭到失败。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是其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资产阶级逐渐丧失了领导作用，让位给大步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辛亥革命的雷电风云早已经过去，时过境迁，当人们比较客观和冷静地评价它的历史教训时不难看出：当年同盟会中部总会对推动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大功绩，但毋庸讳言，它存在严重失误，这个失误就是不支持，甚至有意无意打击、瓦解了以林述庆为首并有三师之众的镇军，从而做了在江、浙（包括上海）有很大势力和影响的立宪派的“尾巴”，信任且重用程德全和徐绍桢。当时革命肇始有成，对权利的再分配，应高瞻远瞩从革命大局出发，论功行赏，林述庆完全有资格做江苏督军一职。如不让并无战功的程德全得江苏督军这一重要职位，那么1912年的“二次革命”讨袁战争时，如有强大的镇军做后盾，革命派或许不会轻易失败，孙中山、陈英士和黄兴等人又何致亡命海外？同盟会中部总会将程德全推到更高的实权地位，不惜排挤、打击、杀害自己同志。“二次革命”中，当冷御秋的第三师战败，冯国璋、张勋进攻南京之时，多次被何海鸣、解朝东击退后，程德全不仅不发兵支援南京，反而坐令南京失陷，并把苏州原同盟会骨干革命分子诛杀殆尽，这一事实证明了同盟会组织路线和战略思想的失误。

　　革命派内部的分化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孙中山所言，“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职任与目的之政党”[10]。可以说，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辛亥革命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这使我们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11]。

　　辛亥革命时期镇江籍革命党人中唯一经历了清王朝统治、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冷御秋先生（1882—1959年），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紧紧跟随着时代前进，从青年到老年，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坚定地走完了五十多年漫长曲折的革命道路，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爱国军人——事业家——民主战士。晚年的冷御秋和老友江月青在回顾一生的坎坷经历时，从清朝皇帝谈到辛亥革命，从国民党政府谈到中国共产党，两位老人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参考文献：

　　[1]黄彦，李伯新.黄兴、胡汉民致孙中山等报告“三·二九之役始末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37.

　　[2]茅乃登，茅乃封.辛亥革命南京记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62.

　　[3]林述庆.江左用兵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262.

　　[4]柏文蔚.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7，10.

　　[5]史勤.为陶骏保辩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317.

　　[6]郭孝义.林述庆与镇宁光复[J].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7]郭孝义.李竟成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266.

　　[8]吴玉章.辛亥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45.

　　[9]张太雷.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80.

　　[10]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27.

　　[1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