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行政主权思想与实践述论(3)

　　第二，仍坚持中国官吏不可信：“中国官吏办事之方法，由本总领事观之，觉今昔无甚更变。……至腾商未向厘局申诉，其故实由于彼等习见官吏办法，觉民国厘员与前清厘员无所区别，诉之亦无从得直，即此次腾商诉于本总领事，其所受待遇之情形，亦何能使彼等深信民国办法较前清时代为改良也。”

　　第三，仍坚持小西门厘局重征已出三联单货物之税：“重征三联单货物之情事未尝无之”，为“证明事实”，又“附上洋纱税单两纸，单上纳税人名业已除去，其日期亦经涂抹，此盖有意藏匿，期免官吏之报复也”。

　　第四，仍坚持小西门厘局的查验，“或毁坏货物，或使其受损，减少价值”。

　　最后，额必廉重申：“从前查验三联单货之方法，小西门厘局当照旧施行，且于此种货物重征不论何种之不合税项，立即停止。”并声称：“将来文抄送本国驻京钦差。”[4]30－31

　　8月28日，针对额必廉的来照，蔡锷逐条照复：

　　第一，“财政司转令商会调查并威吓商人，实无此事。盖前次贵总领事七月三十号开来之单指出，小西门分局查验有日期之货，数经厘局报明有案，无须转令再查。来照所云，恐系转告者设词耸听，请注意焉。”

　　第二，“共和时代劣员不能见容，是乃实事。举凡委任官员，均严定章程，若不能称职，立予撤究，悬牌登报，昭昭在人耳目，且官吏之被罚者，为数甚众。如厘员果不自爱，蔑视功令，为长官所不觉查者，商民尽可赴财政司申诉，必当立予跟究，乃计不出此，反谓民国厘员与前清厘员无所区别，诉之亦无得直之语，未免牵强误会。”

　　第三，“查交来二单系财政司印发正式厘票，而所填织土布之纱，每捆抽银五分，核与定章符合，盖本省所出土宽布及洋棉线二项，均系到省洋纱所作，发市销售，均须照章上纳厘税。前清光绪十八年经云南政府议定，凡领有关票到省之洋纱归行销售，无论作布作线，先向买主每捆扣收出关厘银五分，此后买回洋纱所织土布色线及原捆洋纱出关，由行出飞赴云城厘局□领出关照票，不再抽厘，此等办法通行将二十年，各商均无异议，且洋纱原数进关，只以三联单为凭，洋纱分售出关，每捆始纳五分之厘，且有买主、卖主之别，以此衡夺是非，不待辨而自明。”

　　第四，“已饬财政司严令各局、卡，通知商会员或自治局绅及货主到场，眼同检查，用示体恤。” [4]32－33

　　9月16日，额必廉仍固执己见，第四次照会蔡锷，摘录《天津条约》《烟台会议条约》有关条文后认为：“以上摘录中英条约，足证洋货一次完纳子口税，领有单照，即准运往内地，不再抽收厘金。若再抽收，不论何项名目之税款，确系不合昔时云南政府定章加收厘金。今者民国官吏继续抽收，果所行不合，不能因定章在前即为正当。而章程行之二十年，与商人并无异议两层，亦不能于章程不合之性质，有丝毫之变化。”要求蔡锷“饬令厘局，将此项三联单洋纱进省每捆抽收五分之税，即为贵都督所已认者，立即停止并恪守约章，以维两国商务而敦睦谊”。并再次声称“将云南政府如此违约情形报告本国驻京钦差”。[4]34－35

　　9月21日，蔡锷照复额必廉，再次耐心解释曰：

　　已进关之原料，业经分销，另行改装、制造别物，再为转运出关，则名目既殊，货色亦异，乃有另纳厘金之事。查前清云南政府因进省洋纱转售织布纺线，若就机房挨户抽厘，实属繁琐，又以土布每匹应纳厘一分二厘，以洋纱一捆织布六匹计算，每捆应纳厘七分二厘，因欲从宽酌减，乃定章仅向买主扣收厘银五分，以后改织布匹纺成色线概行免收洋纱进口转售后应纳厘金。章程如是，核与中英条约实无妨害。贵总领事照请停收，碍难照允。

　　最后，对于额必廉屡次声称“将云南政府如此违约情形报告本国驻京钦差”，蔡锷也严正表示：“此案既经彼此报告北京，若不能在此了结，则请静候贵国驻京钦差与敝国外交部商办可也。”[4]35－36

　　额必廉见蔡锷态度非常坚决，深感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对手面前已无计可施，只好于9月24日照会蔡锷曰：“接贵都督本月二十一日照会，不允将此项不合之征收停止，除将来文抄送本国驻京钦差外，特此照复滇军都督蔡。”[4]37

　　 鉴于额必廉固持己见，不听解释，问题上交，蔡锷也于9月28日致函北京政府税务处和外交部，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和理由，“以便于英使提议时对付，有所查考”[4]17－19。

　　10月8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云南府之事照会外交部，要求其“转饬滇省于此项约章必须确切遵守，立将所收之税刻即停止”[4]4。

　　10月22日，外交部根据蔡锷的报告，并经认真研究后，正式照复朱尔典曰：“该省查验领有三联单之货，系防有夹带私土，并无重征税捐情事。至额总领事所指抽收厘银之洋纱，亦系已用于改造纺织色线、土布者，自与三联单无涉。盖约章准将子口税归并一次完纳之意，系为免沿途查验、抽捐之阻滞。至该物改造以后，自当别论。是以该省推行将及二十年，各领并无异议，额领事所指违约重征，实系未明原委所致。”最后，外交部请其将上述意见达知额必廉，以“免滋误会”。[4]41

　　这样，虽然双方经过四个回合的激辩，但在蔡锷对于云南军政府行政主权的坚决维护下，额必廉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干涉云南行政管理的企图并未得逞。

　　三

　　从清末对云南外交失败的批评到民国初年查验棉纱一案，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蔡锷行政主权思想与实践，坚持合法、合理、合情的原则，具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色，对于我们今天在对外交往与合作中，增强国家主权意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高扬国家主权的爱国旗帜。坚持和维护国家主权，是蔡锷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前清云南民政厅的设立与否，还是云南军政府设关检查进入云南府货物与否，都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体现，任何外国政府和机构不得干涉。因此，蔡锷无论是面对法国政府提出的设立云南民政厅的无理要求，还是在与英国使节额必廉交涉过程中，国家主权是一根始终贯穿其中的红线。尤其是在与额必廉交涉过程中，在主权这个原则的问题上，蔡锷更是寸步不让，据理力争，坚决不答应其多次提出的停止查验和所谓重征税收和要求，充分体现了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精神。

　　第二，坚持公平正义的外交原则。公平正义是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在与额必廉前后四个回合的交涉中，蔡锷始终坚持不以势压人，坚持以平等交际的礼节，心平气和地与对方进行反复耐心地解释和说理工作，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使对方理屈词穷，不失泱泱大国地方军政首长的风范和气度。尤其是蔡锷要求查验时“通知商会员或自治局绅及货主到场，眼同检查”，更是体现了查验工作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使被查验者无话可说，为查验工作不受质疑，维护云南行政主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讲求有理有节的外交艺术。在对外交涉中，做到有理、有节、有度也是蔡锷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在云南政府查验领有三联单货物的涉外事件中，“或毁坏货物，或使其受损，减少价值”是额必廉反对云南政府查验领有三联单货物、企图干涉云南行政主权的重要理由。对此，蔡锷也认为，查验货物应以不损坏原物为度，于是在坚持不停止查验工作的前提下，“再规定一妥善办法于所到地点遇有可疑之点，酌为开验，务于该商货物不致有所损坏，并严禁留难”。这一规定，无疑吸取了额必廉反对意见中的有益成分。这体现了蔡锷在应对国际斗争的事件中，在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但也吸收对方诉求中的合理部分，并加以改进工作，做到既要坚决反对外国干涉行政主权，维护国家和地方主权，又要体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让对方找不到反对借口，并求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表现了蔡锷有理、有节、有度的外交艺术，使外交工作达到更有利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蔡孟博.东京大同高等学校[N].清议报，第三十二册，1899－12－13.

　　[2]蔡锷.国际公法志[M].上海：广智书局，1902.

　　[3]邓江祁.蔡锷集外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5.

　　[4]英使抗议滇省重征三联单货税案[B].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