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等:“封建”概念再认识笔谈

辛亥革命网 2020-09-11 13:29 来源:《人文论丛》 作者:冯天瑜等 查看:

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中国古史分期有过几次热烈争论,然至今众说纷纭,难获共识,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概念的厘定问题并未解决。冯天瑜、陈启云、张国刚、郑大华四位先生就“封建”概会辨析入手,再探秦至清中国社会性质。

  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中国古史分期有过几次热烈争论,然至今众说纷纭,难获共识,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概念的厘定问题并未解决。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普被中国的泛化封建观,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这既脱离了“封建”的本义与西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冯天瑜、陈启云、张国刚、郑大华四位先生就“封建”概会辨析入手,再探秦至清中国社会性质。

  一、“封建”的本义与西义

  冯天瑜:汉语旧名“封建”,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还用来指涉与分封制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等。此为古时不刊之论。清代《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曾对中国古代“封建”作过总结性的论断:“列爵曰封,分土曰建。建国之制,不可行于三代之后;而三代之初,亦既不胜其弊。马端临撰《封建考》,所以论建国之不可行者,其语极详。”对此,周谷城赞叹说:“这一段话里,真有上下千古之识。”(《中国社会之结构》)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本义(封土建国)及引申义(分权)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未有滥用现象。19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两国译者以“封建”对译西语中表述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us。Feudalismus这一概念在西欧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其含意约指封君封臣、农奴制、庄园采邑制、领主垄断土地、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与人身依附并存的领主与附庸间的契约关系等等。欧美史家多将封土封臣视作封建生产关系的前提,强调封建主控制臣民及土地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又把人身依附作为封建主义的特色,采邑制度和领主制度都沿袭着人身依附性的“隶属形式”。中国的“封建”本义,与Feudalismus的内涵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存在通约性。

  陈启云:关于“封建”这名词所牵涉到的理念和所指的对象,乃至史家,文人,政客使用此名词的心态,我在10-30年前有过一些论述。我综述了西方汉学家(也有非汉学家)对中国传统社会属型的讨论,包括马克思的“亚洲社会”,韦福高(K. A.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极权论”,与之有关的韦伯(Max Webb)和白乐司(Etienne Balazs)的“官僚·公型制度论”, 和与此针锋相对的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的“封建-士族说”,并指出中文“封建”一词在现代的三种不同涵义:一为中文原义,指西周初年的“封土建国”、分立诸侯、贵族世袭、土地专有之制;二为转译西文Feudalism,概指西欧中世诸侯、武士、贵族等级及特权世袭之制;三为马克思对“封建社会”之特殊解释。此外,“封建”一词还有另一种用法,在这种用法中,“封建”代表了一切古老、过时、落后的东西;这用法始于十八世纪初法国 “启蒙时代”, 而大盛于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中, 一切要被打倒的都被加上“封建”恶名。这风气在十八世纪下半叶传到英国,也成为英国议会改革派打击贵族保守派的政治符号,代表了一切守旧顽固需要革除的传统。这种情绪化泛政治化的滥称,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更为流行;由专制的君主、腐败的官僚、保守的士大夫、以至妇女的贞操等都被加上 “封建” 标签。

  郑大华:近大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如此等等。

  冯天瑜:这些大概都属于“封建”被污名化的滥用,脱离了“封建”本意指示的方向,也与Feudalism的含意大相径庭。泛化“封建”既背离了该词本义及本义指向,也与“封建”对译的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涵义相左。故“封建”被泛化展现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演绎状况,涉及“名”与“实”,“概念”与“所指”的切合性,直接关系到古史分期及社会形态把握等历史宏大述事问题,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发展均相关联,故对其考索探究、阐微决疑,既非细事,也非易事。

  二、泛化封建观的形成过程及其学理偏失

  郑大华:中国封建制的典型是西周,历史发展到秦汉以后封建制已非社会主流。而近代欧洲目击者和学者发现,日本的幕藩制与西欧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采邑制)“酷似”,日本明治维新具有反封建的内容(废藩置县、四民平等),日本人遂以“封建”与英文feudalism相对应。五四时期,陈独秀开始泛化封建,他的文章中初现“封建=前近代=落后”的用例。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随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些左翼理论工作者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以与西欧中世纪的feudalism对应。这一观点于新中国成立后便很快成了大陆的主流历史理念。1949年后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材,均把中国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

  冯天瑜:陈独秀从近代日本和法国移植反封建命题,忽略了中日、中欧历史的差异性。西欧、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会,反封建是其近代化运动的题中之义。而中国的封建大体终结于秦,直至明清的前近代中国是专制帝制社会,反专制才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中心题旨。孙中山始终把握了民权革命反专制这一主题,他从来不赞成反封建的提法。

  张国刚:近代以来,用“封建”来翻译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本来没有大错,这种翻译至少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已经使用过,但通过日本的转口和放大,被用来指称中国的古代到近代之间的那段历史(也可以称为中国的中世纪),便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因为它所描述的秦到清的那段历史恰恰是废除了西周封建制度之后的皇权时代。古汉语词汇在近代西学引入过程中,充当了“格义”的工具,是很普遍的现象。其中,古今之义相差甚大者,也不只是“封建”一词,比如“经济”的古今之义词义相差也很大。但是,后者只涉及到词汇本身的运用问题,而前者则涉及到社会形态的识别问题。比如,“封建”一词之所以在古义、西义以及泛化之今义之间发生转换,首先是以“西”铸“中”的结果——西方有的中国也有;然后才有以“今”度“古”——现实的需要促使我们从当时的眼光去看待中古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因而“封建”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古义的中国概念,首先是被点化成舶来品,然后才格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标签。总之,斯大林总结的五个社会形态或者五种生产方式的普世化是“封建”概念被移植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关键。

  陈启云:“封建”一辞所指的历史事实,需要分别处理。在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一本对世界各历史文化领域中出现过的“封建”实体,或类似“封建”乃至“非封建”的现象作全面分析的书是Rushton Coulbor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历史上的“封建”》(Hamden,Connecticut:Anchor Books,1965)。书中对“Feudalism”从“静态实体”(如地缘、血缘、分封、武士实力、世袭贵族、多层君臣关系lords and vassals)和“动态变化” (渊源、演进、结局)及“外沿条件”(如蛮族入侵、部族迁移、乃至宗教势力的作用)三方面予以分析。以西欧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或政体而言,一统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由“匈氏”(Huns)西迁引发的蛮族入侵,是西欧封建政体出现的“动态渊源”和“外沿条件”;入侵的异族以武力建立起凌驾在他族或原地居民之上的 “无恩无德,唯力是从” 的统治阶级(super-imposed super-structure),是封建政体与社会静态实体的特性。其后此统治阶级演变为“恩威并施”,进而发展出“优质生活方式”(class style)的贵族社会文化 (aristocracy, 有异于由noble-warriors 封建武士构成的nobility) ,再由“中间阶级” (middle class,多为大商巨贾,不是中产阶级)为中介,逐渐与被统治阶级结构成为“上下一体”、“立法守法”的新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而贵族社会亦为由“中间阶级”发展成的“资本主义者” 所取代领导的 “民主” 体系;这是封建历史阶段结局的后效。作者认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周在“静态实体”上,具有“封建” 的特性,但在“动态发展”上,却有异于“标准的西欧·日本封建” (之前有一统帝国,其后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而魏晋南北朝则在“动态发展”和“外沿条件”上类似“西欧·日本”的封建时期,但在“静态实体”上则有异于“西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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