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唐继尧(4)

　　五、不同的理想和情义

　　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不得人心，云南首举义旗的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护国军本应班师回滇，而唐继尧为了实现军阀扩张的野心，不让护国军撤回，而且增兵入川抢占地盘，导致川滇军事冲突，护国军进退为谷。唐继尧在独裁称霸的道路上越走越得意，完全违背了护国官兵推翻帝制独裁的初衷。滇军回师倒唐，仅仅想改革政治，并未构成对唐继尧的生命威胁，唐仓皇逃离昆明，一年后，收买土匪武装打回昆明，对老同学、老战友、金兰兄弟痛下杀手，并以卷款潜逃为名通缉追捕朱德等11位护国名将。

　　早年考取秀才的朱德出于爱国激情，曾担任体育教师，希望通过增强体质达到振兴民族的目的，他发现光靠强身健体根本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武装才能救国，于是投笔从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屡立战功，当上了旅长，后来他发现中国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延绵战火中，许多人高谈孙中山的理论，而在实践中却背叛了它。朱德满怀困惑和忧伤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问沙场战骨，几人归是奇男，英雄两字空流血；叹中国版图，诸君各怀异志，政客多门枉用心”[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第3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在取得了荣誉地位之后，本可以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首领，但朱德放弃了个人的享受，婉拒了地方实力人物的任职邀请，以爱国爱民的情怀，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成为了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统帅。

　　唐继尧的理想则是自己如何飞黄腾达享受荣华富贵，凡是对自己有一点点不利的，就采取毒辣手段解决。例如：谢汝翼曾经反对唐继尧移督云南。唐在镇压响应二次革命的杨春魁时，趁机株连张文光，张文光有大理提督的官衔，杀张要经批准，唐报告袁世凯，袁世凯批准杀张文光，唐通过大理镇守使谢汝翼、团长施继伯、营长段廷佐，层层下达命令，排长长李青龙带领士兵在腾冲硫磺塘杀害了张文光，谢汝翼得知后本该向唐继尧汇报，再由唐报给袁，可谢却直接向袁世凯拍电报说杀了张文光。如果是别人越级上报，那只是出风头抢功，而谢汝翼是权利地位仅次于都督的镇守使，唐继尧就感到自己地位不稳了，于是谢汝翼在滇越铁路的糯租车站就被部下连长何荣昌刺杀了，“李鸿祥仍怀疑是唐继尧指使的，李在会审时，曾追问何荣昌的手枪从何处来？据何说是王廷治给的，而王廷治是唐继尧的人，谢汝翼死后，李鸿祥也随着辞去民政长而离开云南”[ 赵钟奇《云南护国前后会议》，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六辑第219页。]。又例如唐继尧带兵援黔一事，李根源曾反对出兵，认为滇黔唇齿，“不宜走入极端[ 李文汉《关于蔡锷的极点会议》，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页。]”。唐就怀恨在心，唐继尧调到云南当都督后，捕杀了革命党人徐天禄，因为徐是李根源的内弟，唐就把对李的仇恨发泄在徐身上，用残忍手段把徐的头、身、手、足砍为六段埋于昆明北郊[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二，第9~10页。]。又例如唐继尧派人暗杀老同学叶荃：“1921年叶荃继续养病温泉时，一日有唐继尧的随行副官一人，口称奉唐命来问疾，入室晤面，叶正苦痔疾，倒卧床边，突见该副官手足发抖，神色有惶恐状，举止颇不正常，叶定神一看，发现他带有手枪模样，乃急起坐榻上，骂他说：‘我叶湘石身经百战的人，岂是怕手枪的？你既为问疾而来，为什么要带手枪？快将手枪交出，罪不在你。’该副官于颤栗恐惧间，果交出手枪一支……因此叶荃感到：‘与唐的关系，不可谓不深，初以同学而兼管、鲍之交，情若手足；继属部属，追随黔、滇，效忠犬马，驰驱南北，但一贯既薄于我，而厚于人。援陕之役，即昭昭在人耳目，今复出此行刺的卑劣手段，足见情断义绝。况唐氏主黔、滇军政八九年，暴敛横征，穷奢纵欲，在毕节选美女充侍妾，成立佽飞军以自卫，铺张之盛，比拟于封建帝王，怨声载道，舆论沸腾，滇军将领，思倒唐者大有其人……’叶在愤慨之余，乃断然决意倒唐[ 马伯周：《叶荃生平述闻》，《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94页。]。”又例如讲武堂少将教官欧阳沂，曾经与唐继尧、顾品珍、庾恩旸结拜为金兰兄弟。唐继尧连年穷兵黩武，民财穷尽，欧阳沂十分反感，认为应当由唐督军完全负责，唐继尧闻之怀恨在心。1922年，唐继尧复辟，杀死了顾品珍，滥发纸币，百业凋敝，欧阳沂对顾品珍之死万分悲痛，说“谋杀金兰之交一定不得好死”等等，就遭了毒手。1922年12月22日正是冬至节令，唐继尧派人送贴邀请欧阳沂去昙华寺游玩，欧阳沂和弟弟欧阳汉应邀走到昙华寺前大树营的乌龟碑附近，就被唐继尧布置埋伏的杀手乱枪打死，让他永远地闭上嘴。欧阳沂家属赶紧报告唐继尧请求破案，唐还惊讶地假装不知道[ 欧阳应媛：《欧阳沂事略》，载《史与志》2005年第2期，第62页。]。唐继尧不动声色地干掉自家兄弟，满怀口蜜腹剑的情义。

　　六、克己奉公对照贪污腐化

　　朱德把毕生心血贡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身为全国解放军的总司令，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没给儿孙赚取金钱地位和权利，克勤克俭从不搞特殊化，用克扣自己的方式一分一分地攒了几十年的工资近两万元钱，全部上交党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唐继尧对物质财富则是孜孜不倦地贪婪。一方面对出发离滇的军队不供应后援，另一方面又不断以战争需要为理由用各种手段筹集军费，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对云南“罗掘俱穷”。搜刮来的钱只有一部分用于军费，其余的就装进自己的私人腰包。“后来唐继尧以护国功勋，当上了抚军长，攫取了大批华侨爱国捐献，不接济出发部队，而派赵伸、缪家寿等到日本，一面化公款为私款，存入日本银行，一面向日本购办枪械，扩充实力[ 李丕章：《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357页。]。”

　　“乃唐氏于军费、政费向财政厅提款，每月具在三十万以上至四五十万元不等。支给军政各费实数之外，概以入己。尚有不由财政厅经手，径行缴交唐氏者，一为筹饷局所收之包运烟土费；一为烟酒公卖局所入之烟酒公卖税；一为盐运署截交之盐税余款及盐斤加价；一为造币厂盈余之造币红息及铸金币红息；一为警察厅没收之烟土变价各项，或以月计或以岁计，为数总在千数百万元。此次出走，又向各机关提取存款，为数亦在三四百万，其平日之卖官鬻爵所入，尚难计其确数，港报载其家资，数达三千万元以上，其实唐氏所获孽钱尚不止此[ 《云南全体公民请孙文将唐继尧拘留追究其侵吞滇中巨款按律治罪的通电》，载《云南档案史料》第8期，第35页。]。”

　　唐继尧两次督滇，都把云南财政蛀空。“唐继尧通过亲信，控制了主要的金融税收部门，随心收支，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其中大烟税和烟酒税二项，各有数目不明的一部分，年年照例解交唐继尧的私库[ 刘幼堂：《一九二七年富滇银行纸币三抵一、五抵一的前因后果》，转引自荆德新：《论二六政变》，载《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