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3)

　　四

　　以上概述明清所处的历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集古”—“萌新”的双重属性。

　　其一，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

　　订正、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中叶（杨慎等为代表），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瑶田、金榜、孔广森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阮元代表的“扬州学派”（任大椿、焦循、汪中等）。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彰显和条理化。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古史、古器物，治学态度如“老吏断狱”，“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理性态度、实证方法，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深巨。

　　明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农政全书》，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地学杰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园冶》，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样式雷”两万多张建筑图样）等，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观之，也颇有发明、发现方面的启示。

　　其二，程朱理学主导精神世界，继之心学崛起，又复归于程朱，构成明清形上学的圆圈，晚清新学勃兴方突破此一圆圈。

　　自晋唐以降，佛教与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强，儒学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类似晚周孟子“辟杨墨”的“辟佛老”努力，一种思辨化的、以伦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在宋代兴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精神武器。中经元代，至明清，朝廷推尊理学，将二程、朱熹论证的“纲常”“天理”规定为伦理、政治指针，“四书”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学，因为官方片面伸张、强力推行而趋于僵化，衍为一种御用的“制度化儒学”，礼教渐趋严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教条化的情形颇相类似。而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强调个体心性修为，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蕴在。由阳明学衍生的泰州学派则反映市民阶层突破礼教樊笼的诉求。

　　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会实际的经世实学也有发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种“经世文编”的修纂显示此学的昌盛），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极端的专制皇权激发明清之际“非君论”涌动，在市民文化及党社文化中产生出继承并超越先秦“民贵君轻”说的“新民本主义”，不仅谴责个别暴君、昏君，其批判锋芒普遍地指向“今之君”，即秦汉以降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全体帝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唐甄《潜书》为代表作）。笔者与谢贵安合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有详论，此不赘。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唐甄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别开生面，但在皇权高压下，此种思潮只能暗流潜行（“留书”“待访录”“潜书”等书名传神地表达了此种窘态），且在清中叶沉寂百余年，嘉道间的龚自珍、魏源重振其说，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导。而近代新学萌动之际，颇多对“晚明遗献”的借助，这正是一种“以复古求解放”的历史辩证法之显例。

　　其三，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

　　俗谓：中古至近古文学主潮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几阶段。小说确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明清小说从“魏晋志怪志—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一路走来，渐成洋洋大观。传奇、话本都是短篇，明清短篇精进不已（明末“三言”“二拍”，清代《聊斋志异》皆短篇集合，《儒林外史》则“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更涌现长篇巨作，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镜花缘》成为古典文学新的楷范。

　　明清出现将小说、戏曲提升到与诗文并列地位的议论，甚至认为其教化功能可与经书相比配。明人李贽称《水浒传》和《西厢记》“皆古今至文” ，公安三袁服膺其说；清人金圣叹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明清小说在思想及手法上一创全新格局的则是《红楼梦》。

　　小说、戏曲繁荣，文学走出象牙塔，活跃于市井勾栏，为雅士俗众共赏，形成一种信息为大众同享的公众场域。加上童蒙读物流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世俗化，以明清为最。

　　其四，“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双向互动。

　　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远西奇器图说》等），清代顺康两朝，皇室爱好西学。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来华耶稣会士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种精神借鉴。西学东渐、中学西渐乃17世纪、18世纪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由于清廷和天主教罗马教廷两方面的原因，这种东西文化互动在清代雍正、乾隆前后中断百余年。清末以降，伴随西力东侵，马礼逊、丁韪良、傅兰雅等欧美新教传教士来华，在宗教殖民的同时传播西方近代文化，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士人有辅译之功。严复等启蒙思想家躬亲西学译述，使“西学东渐”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得以展开，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自治论、民族国家论及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激起波澜，学堂、报纸、图书馆等近代文化设施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得以专科发展，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成为文化人主体。王国维把“西洋之思想”比拟为“第二之佛教”，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做出创造性贡献的，必是中西之学的“会通”者、“化合”者 。王国维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梁启超更寄望中西文化“结婚”，以产出健美的“宁馨儿”，以强吾宗。

　　新学取代旧学似成一不可逆转之势，然被统称“旧学”的传统文化自有其深巨潜力和广远影响力，在近现代文化进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或显或隐的作用，故“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中西文化激荡（既相冲突又相融汇）构成清末民初的重要景观，戊戌变法前后展开的中西古今的体用之辩，透露中西会通的广度、深度及难度（此辩在学理层面、社会实践层面一直延伸到今天）。

　　笔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习中国文化史，而明清文化为探求重点之一。三十多年来，所作文化通史（如《中华文化史》《江河万古流——中国文明巡礼》《中国文化生成史》），多涉明清，又草就几种讨论明清文化的专书（如《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晚清经世实学》《“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张之洞评传》），并撰明清文化专题文章多篇，曾于1984年集结为《明清文化史散论》出版，此后仍有续作，今次在原书名下汇集成册。本册选文多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也有数篇成于晚近），其中某些观点，包括历史分期（如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后来有所演化，然此集基本保持原态，呈现一个时段的认识旧貌，以纪“雪泥鸿爪”。前辈思想史家邱汉生先生为旧集所写序言，多所指教，仍列本集篇首，作为对这位渊博而诚挚的学界前驱的纪念。本集编纂间，吴兆丰博士协助校核，特致谢忱。

　　对于内容繁富、统系复杂的明清文化而言，小集所议未免挂一漏万，除几则专题综述外，更多的是就若干个案试作解剖，从散点窥探宏局，正所谓“以蠡测海”。如果所拟诸题目，略有意趣，所抒发之一己浅识能引起讨论，收获大方之家的教诲，则不胜欣幸。

　　2016年1月20日

　　记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