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

辛亥革命网 2019-08-14 09:33 来源:UNESCO工业遗产教席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史学的功能,要者在展开历史发展过程,明其变易,方能识破兴废成败之底里。

  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

  史学的功能,要者在展开历史发展过程,明其变易,方能识破兴废成败之底里。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观史亦然,须从历史流程(尤其是转折处的洪涛)着眼。讨论明清文化,需要将其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加以考究。

  一

  明清是秦汉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又是近代社会的萌动时期。就帝制系列的“末端”而论,并非细枝微节,而是相当庞大繁复的,与帝制雄阔的开端——秦汉遥相照应。

  周秦之际发生中国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秦代(前221—前206)是宗法封建分权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权的“秦制”变异的节点,这种由“多”而“一”的转折,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已然萌动,故王夫之《读通鉴论》称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经由这种变革,至“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方正式确立“郡县代封建”的君主集权政制,自此形成的定势,笼罩中国史程达两千年之久,人言:“历代皆行秦政制”,即此之谓也。然而,这精要的概括只讲出史迹之半,秦以下两千年并非单行“秦制”,或如某些昭示“仁政”的帝王及谋士宣称的纯以“周政”治天下,真实情形是:主法的“秦制”与儒家概括的“周制”互为表里、相与交织,帝王无一不左手持儒家经典、右手挥法家利剑,如汉宣帝所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拙著《中国文化生成史》下册第九章详论于此,这里不再赘述。

  明(1368—1644)、清(1644—1911)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周秦两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汉以来之惯常,不过秦制尤其昭彰,其弊端被时之有识者批评,谋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 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中国历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业文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开,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这一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降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二

  明清处于历史发展的特别节点,略言之——

  第一,自秦汉以降,历经多个王朝兴替(不算地方割据政权,列入正史的朝代有:秦、西汉、东汉、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西夏、辽、金、元、明、清),而明清是与当下最为靠近的两个王朝。此点似乎无须言说,却因其为研讨明清史不可轻忽的基点,故仍当阐明。

  去古未远的明清可称之“近古”,其制度与文化,综汇前代,无论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层面言之,都为近现代中国提供了最直接的遗产。这里且不议制度文化与形而上的观念文化,即从可触摸的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论,唯明清保有较丰富的可供今人观摩的实存体。以建筑为例,中国历朝宫殿无算,但秦之咸阳宫、阿房宫,汉之长乐宫、未央宫,唐之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宋之艮岳,多毁于“改朝换代”的战火,消弭于历史尘埃,只可通过司马相如《上林赋》、曹植《铜雀台赋》、杜牧《阿房宫赋》一类美文,遥想当年宫阙的壮丽,留下远望凭吊的惆怅。今人能实在见到的完整皇殿,只有明清紫禁城,那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伟岸,彰显帝制的威严;那藏品之渊富,昭示中华声明文物的精深博大。先秦以下,京师、州县城垣更难以数计,当下仍然屹立的南京城、西安城、荆州城、平遥城等硕果仅存者,皆明清所建。战国以降,累代筑长城数万里,而完整保存至今的砖筑长墙只有明长城,吸引中外游客的渤海边山海关、金山长城、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甘肃嘉峪关,在在如是。若以典籍为例,巨型类书《永乐大典》、最大辞书《康熙字典》、超级丛书《四库全书》无不集成于明清……

  在一定意义上,经由“近古”明清,方能辨识“中古”汉唐、“上古”先秦;透过“近古”明清,方能了然近现代的由来有自。

  第二,两朝五百余年是中国史上连续统一时间较长的阶段(只有两汉集合的四百余年统一时段略可与之比肩)。

  明代从政制、军制、财制、文教制诸方面使掌控一统帝国的秦制得以强化,亦注意发挥周制的调适功能;清承明制,但张大了民族压迫要素(清前期尤甚),又较充分地融汇周制与秦制,集皇权制度之大成。明清的重要历史作用是,使秦汉以来一统国家的建构得以完备与强化,再无分权势力尾大不掉。如果说,汉代封国、郡县并列,唐代节度使掌握军政,导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不时发生(西汉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后的五胡十六国、唐后的五代十国为剧演),而明清制度则杜绝分裂的可能,各种外力与内力皆不足以真正撼动统一大局。然而,明清使秦制极端化,专制罗网严密以至苛酷,障碍社会近代转型,束缚人的自由发展。明清制度的双重功能,为明清以后时代提出维护“一统”与突破“专制”这颇相扞格的两大使命,容易顾此失彼,中国近代化进程因此崎岖错综。

  第三,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清朝是继元朝后第二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

  传统中国有几个重大分野,为士众念念于兹,其中与“君子小人之辨”相提并论的便是“华夏夷狄之辨”。明清易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还有“华夷换位”含义在,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变故,黄宗羲称之“天崩地解” ,王夫之称作“地坼天乖” 、“天崩地裂” ,不仅震撼中国,在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也引起强烈反响。因此,清末的社会变革,不仅要实现时代性递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皇权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化),还要解决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的民族性存续问题(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都曾以“反清”作号召,“排满”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作用)。更重要的是,时至清中叶以降,国人在抗御西力东侵之际达成中华民族共识,这是尤具深远意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命题。古老的“华夷之辨”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构造了近古数百年,尤其是晚清数十年朝野竞相求解的绝大题目,多少事变、多少人杰都围绕此题运转。这是明清史的复杂性超迈前朝的所在。

  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文化认同,是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错综进程中得以实现的。一个众族共生、多族互动的古老大国铸造近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较之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德意志)的近代立国远为困难。而明清两代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详辨的是,清朝既有民族压迫深重的一面(以满人入主中原初期为甚,清末推出满洲亲贵主导的“皇族内阁”为其回光返照),又有满汉成功交融的一面(汉人士子在清朝发挥重要作用,康雍乾诸帝对汉文化的精深修养为其表征),还有实现诸民族亲和的一面(朝廷特设承德避暑山庄接待北方及西北诸族首领,展示了谋求民族团结的智慧),识者当全面观照,不可偏执一端。

  第四,两朝皇权制度完备,汉、唐、宋抑制皇权的要素(如贵族权、相权等)被大为裁抑,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权制的顶峰。 明代削夺封建贵族权力(永乐以后诸封王“授土而不临民”,王侯未获诏旨不得进京、不得相互联络,禁止干预地方政务),废除秦汉以来沿袭千余载的丞相制度,皇帝直辖六部和行省三司,内阁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还受司礼监制衡,又有厂卫严密监控,皇权几近极致。清承明制,明代中央集权体制基本照单全收,但保留满蒙贵族特权,又增设军机处,皇帝在几名近臣辅弼下独揽朝政。明清的皇权政治多有“不衷古制”的弊政(如明代频繁更迭以至杀戮首辅、廷杖处罚朝官,清代以文字狱恐吓士人,令其就范文化专制),其流弊之一是败坏官风、挫伤民气。现代哲人反思的“官腐民懦”“精神胜利”“看客心理”等“国民劣根性”,其近源正在于明清专制政治对官民的精神戕害。

  明清皇权专制达于极端,而声讨皇权专制的思潮也潜滋暗长,但皇权制度根深蒂固、皇权思想影响力劲拔,久久控扼朝野,即使清末革命洪涛掀翻帝制,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难产,这与明清皇权专制的强势遗传颇有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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