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

　　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

　　史学的功能，要者在展开历史发展过程，明其变易，方能识破兴废成败之底里。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观史亦然，须从历史流程（尤其是转折处的洪涛）着眼。讨论明清文化，需要将其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加以考究。

　　一

　　明清是秦汉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又是近代社会的萌动时期。就帝制系列的“末端”而论，并非细枝微节，而是相当庞大繁复的，与帝制雄阔的开端——秦汉遥相照应。

　　周秦之际发生中国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秦代（前221—前206）是宗法封建分权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权的“秦制”变异的节点，这种由“多”而“一”的转折，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已然萌动，故王夫之《读通鉴论》称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经由这种变革，至“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方正式确立“郡县代封建”的君主集权政制，自此形成的定势，笼罩中国史程达两千年之久，人言：“历代皆行秦政制”，即此之谓也。然而，这精要的概括只讲出史迹之半，秦以下两千年并非单行“秦制”，或如某些昭示“仁政”的帝王及谋士宣称的纯以“周政”治天下，真实情形是：主法的“秦制”与儒家概括的“周制”互为表里、相与交织，帝王无一不左手持儒家经典、右手挥法家利剑，如汉宣帝所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拙著《中国文化生成史》下册第九章详论于此，这里不再赘述。

　　明（1368—1644）、清（1644—1911）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周秦两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汉以来之惯常，不过秦制尤其昭彰，其弊端被时之有识者批评，谋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 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中国历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业文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开，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这一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降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二

　　明清处于历史发展的特别节点，略言之——

　　第一，自秦汉以降，历经多个王朝兴替（不算地方割据政权，列入正史的朝代有：秦、西汉、东汉、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西夏、辽、金、元、明、清），而明清是与当下最为靠近的两个王朝。此点似乎无须言说，却因其为研讨明清史不可轻忽的基点，故仍当阐明。

　　去古未远的明清可称之“近古”，其制度与文化，综汇前代，无论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层面言之，都为近现代中国提供了最直接的遗产。这里且不议制度文化与形而上的观念文化，即从可触摸的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论，唯明清保有较丰富的可供今人观摩的实存体。以建筑为例，中国历朝宫殿无算，但秦之咸阳宫、阿房宫，汉之长乐宫、未央宫，唐之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宋之艮岳，多毁于“改朝换代”的战火，消弭于历史尘埃，只可通过司马相如《上林赋》、曹植《铜雀台赋》、杜牧《阿房宫赋》一类美文，遥想当年宫阙的壮丽，留下远望凭吊的惆怅。今人能实在见到的完整皇殿，只有明清紫禁城，那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伟岸，彰显帝制的威严；那藏品之渊富，昭示中华声明文物的精深博大。先秦以下，京师、州县城垣更难以数计，当下仍然屹立的南京城、西安城、荆州城、平遥城等硕果仅存者，皆明清所建。战国以降，累代筑长城数万里，而完整保存至今的砖筑长墙只有明长城，吸引中外游客的渤海边山海关、金山长城、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甘肃嘉峪关，在在如是。若以典籍为例，巨型类书《永乐大典》、最大辞书《康熙字典》、超级丛书《四库全书》无不集成于明清……

　　在一定意义上，经由“近古”明清，方能辨识“中古”汉唐、“上古”先秦；透过“近古”明清，方能了然近现代的由来有自。

　　第二，两朝五百余年是中国史上连续统一时间较长的阶段（只有两汉集合的四百余年统一时段略可与之比肩）。

　　明代从政制、军制、财制、文教制诸方面使掌控一统帝国的秦制得以强化，亦注意发挥周制的调适功能；清承明制，但张大了民族压迫要素（清前期尤甚），又较充分地融汇周制与秦制，集皇权制度之大成。明清的重要历史作用是，使秦汉以来一统国家的建构得以完备与强化，再无分权势力尾大不掉。如果说，汉代封国、郡县并列，唐代节度使掌握军政，导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不时发生（西汉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后的五胡十六国、唐后的五代十国为剧演），而明清制度则杜绝分裂的可能，各种外力与内力皆不足以真正撼动统一大局。然而，明清使秦制极端化，专制罗网严密以至苛酷，障碍社会近代转型，束缚人的自由发展。明清制度的双重功能，为明清以后时代提出维护“一统”与突破“专制”这颇相扞格的两大使命，容易顾此失彼，中国近代化进程因此崎岖错综。

　　第三，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清朝是继元朝后第二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

　　传统中国有几个重大分野，为士众念念于兹，其中与“君子小人之辨”相提并论的便是“华夏夷狄之辨”。明清易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还有“华夷换位”含义在，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变故，黄宗羲称之“天崩地解” ，王夫之称作“地坼天乖” 、“天崩地裂” ，不仅震撼中国，在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也引起强烈反响。因此，清末的社会变革，不仅要实现时代性递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皇权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化），还要解决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的民族性存续问题（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都曾以“反清”作号召，“排满”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作用）。更重要的是，时至清中叶以降，国人在抗御西力东侵之际达成中华民族共识，这是尤具深远意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命题。古老的“华夷之辨”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构造了近古数百年，尤其是晚清数十年朝野竞相求解的绝大题目，多少事变、多少人杰都围绕此题运转。这是明清史的复杂性超迈前朝的所在。

　　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文化认同，是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错综进程中得以实现的。一个众族共生、多族互动的古老大国铸造近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较之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德意志）的近代立国远为困难。而明清两代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详辨的是，清朝既有民族压迫深重的一面（以满人入主中原初期为甚，清末推出满洲亲贵主导的“皇族内阁”为其回光返照），又有满汉成功交融的一面（汉人士子在清朝发挥重要作用，康雍乾诸帝对汉文化的精深修养为其表征），还有实现诸民族亲和的一面（朝廷特设承德避暑山庄接待北方及西北诸族首领，展示了谋求民族团结的智慧），识者当全面观照，不可偏执一端。

　　第四，两朝皇权制度完备，汉、唐、宋抑制皇权的要素（如贵族权、相权等）被大为裁抑，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权制的顶峰。 明代削夺封建贵族权力（永乐以后诸封王“授土而不临民”，王侯未获诏旨不得进京、不得相互联络，禁止干预地方政务），废除秦汉以来沿袭千余载的丞相制度，皇帝直辖六部和行省三司，内阁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还受司礼监制衡，又有厂卫严密监控，皇权几近极致。清承明制，明代中央集权体制基本照单全收，但保留满蒙贵族特权，又增设军机处，皇帝在几名近臣辅弼下独揽朝政。明清的皇权政治多有“不衷古制”的弊政（如明代频繁更迭以至杀戮首辅、廷杖处罚朝官，清代以文字狱恐吓士人，令其就范文化专制），其流弊之一是败坏官风、挫伤民气。现代哲人反思的“官腐民懦”“精神胜利”“看客心理”等“国民劣根性”，其近源正在于明清专制政治对官民的精神戕害。

　　明清皇权专制达于极端，而声讨皇权专制的思潮也潜滋暗长，但皇权制度根深蒂固、皇权思想影响力劲拔，久久控扼朝野，即使清末革命洪涛掀翻帝制，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难产，这与明清皇权专制的强势遗传颇有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