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2)

　　第五，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成熟期，达到农业文明的最高水平。

　　明清的生产力规模，早期工业国尚不能望其项背。综合各种统计，18世纪前后的中国GDP约占全球二至三成（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等），其经济体量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并对早期工业国的产品有相当排拒力，而丝绸、瓷器、茶叶深受海外欢迎，因此外贸一直巨额出超。史载：18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口欧洲的生丝约1万担，价值约140万两白银。英国人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述：乾隆间，每年由外国商船运到欧洲的华茶约2000万磅，价值近400万两白银。当时正值西班牙等殖民主义国家在美洲墨西哥等地开采、冶炼白银，西方以之换取中国产品。从明万历开始，西班牙银元（时称“本洋”）流入中国，清中叶达到高峰，中国成为白银库存量最多的国度。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载：1545年到1800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6万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美洲白银，最终输向中国，西方因以发生“银荒”。直至19世纪初中期，“世界工厂”英国的商品也难以打入“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中国市场，于是通过鸦片贸易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又令中国人体质精神双双孱弱，成“东亚病夫”，以便驱使。此祸延绵百年。

　　明代中后期，既有资本（白银），又有国际市场，长江三角洲、晋东南等地商品经济繁荣，“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区域商品市场形成，晋商、徽商、浙商名满天下，在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抑限，专制皇权（通过皇庄、皇店、矿监、税使）对民间工商业的超经济剥夺，使资本主义萌芽如大石镇压下的植物，难以健康发展，一度享誉天下的工商品牌大多成“断尾蜻蜓”（晋商、徽商乃至广东十三行中的著名商号皆未延传下来），绝少如日本的住友（1590年开端）、三井（1673年开端）、三菱（1870年开端）、安田（1863年开端）那样持续发展数百年的工商企业。此种情形延至当代，调查显示，今之日本有15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高达21666家，而中国仅有“六必居”、“张小泉”剪刀、“陈李济”、“同仁堂”药业等为数极少的“百年老字号”（多为餐饮业、中药店及小手工业）。

　　明清鼎革之际大规模战乱的摧折，使商品经济遭受重挫（“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正发生在工商业经济、市民文化最发达地区）。清初减免明代“三饷”、实行“摊丁入亩”，此皆善政，对复兴农业经济功不可没，“康雍乾盛世”由此奠定物质基石，然这类“轻徭薄赋”举措皆不逾古典范域，并无近代新机制可言，故清中“盛世”不过是旧道踱步。明史专家李洵说，明清“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而没有资本主义确立时期”。诚哉斯言！

　　第六，国际环境异于往昔。

　　如果说汉、唐、宋面临经济落后、武功强劲的游牧民族来袭，“御胡”是基本的国防任务，明代依然如此（抵御北元和满洲），然晚期又有携西方早期近代文明的传教士来访，在中国文化池塘吹起涟漪。这是继晋唐间南亚佛学入华之后，中国文化线与外来文化线的第二次交会。清中叶以降更有经济先进、船坚炮利的西洋殖民者入侵，国防重心从西北“塞防”转为东南“海防”，中国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无法沿固有轨迹运行，被动卷入世界近代化滚滚洪涛之中。 明初有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的空前绝世壮举（航海技术之高、船队规模之大，均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西方诸次远航之上），展示了高级农耕文明和一统帝国的富强和对外拓展能力。然而，此一远航虽推进了商贸发展，然主旨并不在此，昭显帝威才是宏愿所在。乏于经济收益及社会动力的政治性远航被时人视为劳民伤财、无益有害的弊政，在发动者永乐帝、实行者三宝太监相继辞世后，必然人亡政息，难以为继，朝廷不仅自弃巨舰，连远航档案都加以销毁。诚如梁任公《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所谓：哥伦布、达·迦马后有无量数哥伦布、达·迦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加之明清两朝相继厉禁民间海洋航运，中国自行退出15世纪末开端、一发不可收的世界大航海潮流（也就止步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的门槛之外），中国在中世纪的“先进”地位就此打上句号，等待着四百年后西洋人以枪炮和工业品击破闭锁的国门。

　　自己终止“走出去”，必然被外人“打进来”，这是明清史昭示的教训，也是从分散趋向整体的近代世界史作出的结论。

　　三

　　文化的某些成分（如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艺术形式的若干断面），不一定有先进落后之别，如中医与西医、筷子与刀叉、京剧与歌剧、水墨画与油画，各具特色、各有优长，不必作线性比较。而物质文化（以生产力水平为主要标志），还有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的某些部分，在历史行程中后浪逐前浪，存在先进落后的线性序列。以后一侧面而论，明清五百年，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总进程中从先进跌入后进的历史转折阶段。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宋代生产力及科技、文化水平领先世界，明至清初大体与欧西持平，清中叶以降则落入“后进”行列。这并非是清代在衰退，而是因为自恋于“天朝上国”，固步徘徊，被国人十分陌生的工业化西洋及后起的东洋日本弯道超越（鸦片战争中国败局已定之际，道光皇帝还不知对手英吉利是何方神圣，是否与大清接壤；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方朝野对新兴的日本茫然无知），陷入落后挨打困境。

　　近代以前，国人以“声明文物之邦”傲视群伦，很少作文明水平的国际比较，我们只得从外国人的评华言论中略见大貌：元初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大都、杭州充满景仰，对“契丹”（实为中国）文明的先进性多有佳评；明末清初来华西人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白晋、张诚等留下多种对中国的观察记录，褒贬杂陈，却未见从总体上指中国“落后”的言论。

　　18世纪的西欧，推崇中国文明（伏尔泰、魁奈等）、贬抑中国文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并存，然推崇占主导。18世纪末叶以降，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效以加速度显现，中西文明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发现中国落后的西人，由凤毛麟角变得如过江之鲫。乾隆五十八年八月（1793年9月）为乾隆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窥破貌似强大的“中华帝国”的虚弱本质，将清朝称之“泥足巨人” 。这是外人关于中国已入颓势的较早评述。

　　19世纪入华西洋传教士、商人、军人、外交官、学者的中国见闻录，更充满中国“落后”的记录 。同为后进国的日本于江户幕府末期，在锁国两百年后，首次派官船“千岁丸”造访中国上海，随船日本武士原先多对文化母邦中国怀有敬畏，但他们目睹的清朝，一片破落景象，官腐民弱，日本武士的中国观遂由崇仰转为鄙夷，甚至萌生“率一万骑，扫平中国”的狂念。须知，那时的日本尚处半殖民地弱势状态。

　　至于中国人，在门户开放后也开始注意中外比较，发现自身的落后，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有六“不如夷”之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承认落后，正是奋起直追的开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王韬更一反仅仅把西力东渐视作灾祸的观点，认为这同时也是中国进步的契机，他在1864年所撰《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指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自孙中山以来，觉醒、有担当的中国人高唤“振兴中华”，便是要抓住这“不世出之机”，从近二百年颓势中超拔出来，追向世界文明的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