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5)

辛亥革命网 2018-08-02 13:46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作者:段金生 查看:

由于组织对会员的约束力不强,加以权位争端、政治倾向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民国建立后云南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并不顺利,成为其后国民党在云南组织发展脆弱的先声。

  [46]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47] 邹鲁:《云南光复》,载《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222页。

  [48]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49]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50]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51]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8页。

  [52]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53]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234-235页。

  [54] 素庵、适生:《云南讲武堂概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14页。

  [55]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22页。

  [56]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238页。。

  [57]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58]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6-357页。

  [59]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60] 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61]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89页。

  [62]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63] 李鸿祥:《昆明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33-34页。

  [64]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65] 《统一共和党规约》,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227页。

  [66] 蔡锷:《致上海长沙武昌电》,谢本书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

  [67] 当然,正如有学者所论,蔡锷虽然与进步党比较接近,但与国民党关系也不错;而蔡原亲袁世凯,但因与同盟会接近,遭袁猜忌,1913年10月将其调至北京。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第219、223页。另有资料认为,蔡本来由李经羲从广西奏调而来云南训练军队的,深得李之信任,而蔡本人亦有很大作为;而其间,凡是李经羲对士官生中有所怀疑者,蔡皆尽量掩护;其后蔡能督滇,根源实在于此。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54页。

  [68] 《在横滨国民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6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40页。

  [69] 《六党合并之成立会》,《盛京时报》1912年8月28日。

  [70]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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